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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6章（第1页）

仁、宣两朝均能重用大臣，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们所依靠的大臣主要是&ldo;蹇夏&rdo;（蹇义和夏原吉），他们掌握着六部中两个最主要的部门‐‐吏部、户部。还有&ldo;三杨&rdo;（杨士奇、杨荣、杨溥）掌阁务。在他们的尽心辅佐下，政治比较稳定。在重用这批大臣的同时，对不称职的大臣则予以黜退，即使原来和皇帝关系比较密切的也不迁就。对宦官的控制也比较严厉。仁宗即位后就下令：&ldo;中官在外采办者悉召还，并罢所市物。&rdo;5宣宗于宣德元年（1426）七月，&ldo;谕六科给事中，凡中官传旨，必复奏始行&rdo;6。宣德六年（1431），宦官袁琦&ldo;自幼侍上，恃恩纵肆，擅遣内官内侍，以采办为名，虐取官民财物&rdo;；又有中官&ldo;裴可烈在苏松诸郡，贪暴尤甚&rdo;；&ldo;中官唐爱，以公差南京，纵瓷贪酷&rdo;7，俱被捕杀。

永乐一朝，经常战争，工役频举，支出浩繁。虽然当时的经济繁荣，国库殷实，但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耗费的物力毕竟是太多了。仁宗即位后，注意到百姓的负担，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即位就下令停止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马匹以及烧铸进供等等。凡是地方受灾，他都下令减免田赋，发放官粮赈灾。为了保证百姓的休养生息，仁宗还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经常对司法机关的官员说，国家要恤民，一定要从清除赃吏做起。宣宗即位后，继续执行仁宗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对民间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在一次外出返京的路上，他看到几个农民在田里耕作，便带着几个官员前去询问稼穑之事，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说：&ldo;朕只推三下，就已觉得累了，更别说常年在干这种活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确是如此。&rdo;他曾经写《织妇词》赐给朝臣，并叫人画成图张挂宫中，要人们记住百姓的艰辛。正因如此，所以才能注意到百姓的休养生息。宣宗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受和充实国库的做法。对灾荒地区，宣宗也实行减免田赋，开仓赈灾。宣德七年（1432）四月，&ldo;以山西旱，蠲逋赋二百四十万石有奇&rdo;。同年十二月&ldo;减苏州官田租七十二万余石&rdo;8。河南有一个知县，没经过请示就发放驿粮千石赈灾，宣宗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他不拘手续，并且说&ldo;如果要依照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该饿死了。他总结出一条历史经验：国家之盛，本于休养生息；而衰弱，必由于土木兵戈。

仁、宣二朝实施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ldo;弭患于未萌&rdo;，也就是不激化矛盾，避免人民的起义斗争。

在经济方面，还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宣德四年（1429），&ldo;命户部申明栽种桑枣旧令&rdo;9。所以这时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仁、宣二朝实行了一些开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能够纳谏。仁宗曾对杨士奇说：&ldo;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今后，我如果有什么不对韵地方，你们尽管直言指出，别担心我不会听从。&rdo;有一次，杨士奇上奏说：&ldo;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徙之人尚无所归，疮痍尚未平复，老百姓还很困苦，还须休息数年，才可能达到太平。&rdo;仁宗同意这种看法，并责备众朝臣说：&ldo;朕对众卿以至诚，望尽力匡扶。但只有杨士奇曾多次上章指出时弊，而卿等皆无一言。难道朝廷果真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rdo;众朝臣听了，都感到惭愧。宣宗也是这样，他能够听取正直大臣逆耳的劝谏，不喜欢听那些恭维讨好的话。他对杨溥说：&ldo;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倦倦。幸运的是百姓稍得安定，不过，祸乱的发生往往出于意料。而近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宜勉力辅朕。&rdo;杨溥顿首说：&ldo;臣不敢忘报。&rdo;宣宗对他说：&ldo;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大报答。&rdo;裁撤冗官的建议是宣德三年（1428）蹇义首先提出来的，宣宗采纳了。他经常召集&ldo;三杨&rdo;、&ldo;蹇夏&rdo;等大臣谈话，要他们指出朝廷的弊政，凡是有利于国家并切实可行的意见，他都能接受并实行。

但是，纳谏，是有限度的，并非所有的逆耳之言都能听得进去。如仁宗对翰林侍读李时勉上疏言弊就惩治过，到临死还耿耿于怀，宣宗也同样对御史陈祚的上疏极为恼火。

仁、宣时期对科举取士法进行了改革。仁宗在位时，曾与朝臣讨论科举之弊。杨士奇建议，定会试分南北卷取士。原来由于文化水平高低不同，形成会试多取南士。改革后，分南卷和北卷，分配录取比例，从地域上加以平衡。仁宗未及实行而死去，宣宗即位后，就是按照这一改革办法按名额录取的。&ldo;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rdo;。&ldo;后复定南、北、中卷。北卷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余皆南卷&rdo;。会试取士这一改革，使北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ldo;亦感奋兴起&rdo;，扩大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得&ldo;南北人才，皆入彀矣&rdo;10。

周边形势的安定，也是所谓&ldo;仁宣之治&rdo;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明朝政府对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政策是&ldo;脱扰塞下，驱之而已&rdo;，戍边将&ldo;毋贪功&rdo;；东北地区，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下，也比较安宁；西北卫所，顺利地对当地人民进行着管理；自永乐十一年（1413）在西南地区开设贵州布政司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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