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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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章（第1页）

[凯南在柏林将苏联与纳粹相提并论后，苏联政府一直等到10月3日才宣布他为&ldo;不受欢迎的人&rdo;。因为没有预料到苏联会给他这种打击，凯南还在伦敦参加了国务院的会议，然后去了彭赞斯（penzance）（可能是休假），还去了波恩的美国大使馆。］●9月20日，伦敦‐彭赞斯，离退休还有足足两年，我该干点儿什么呢？

有下列两种可能：

（a）公共生活‐‐参与，可以这么说。

可能更多的是外交事务，以及普林斯顿和董事会的相关工作。

（b）个人生活。

可能会去耕种，或者写作，比如写一些关于社会政治、历史、俄罗斯的文章，又或者去教书。

突然产生了一些想法，似乎可以列为做决定时优先考虑的事项：到退休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到了这个年纪，生活中没什么好患得患失的了，也没有理由再去吝啬自己。除了孩子们，劳动是唯一的寄托。就算你为了孩子们牺牲了自己，他们也未必真心感谢你。他们宁愿你有所作为，不过这种作为与声望或者名气无关。除非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否则一个无所事事的男人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一定会感到羞愧。那也许是最好的也是最聪明的选择‐‐做一个极其谦卑的人。但恐怕那不是我的性格。

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什么都不做吗？作为一个男人，是不是应该与女性有所区别？我想是的。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在赞赏一个人时，不可能不去考虑他的职责。而关于这种职责，既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真正的训练。也许一个人能躲得过年龄带来的各种疾病的侵袭，不那么虚弱无力，也不唠唠叨叨，倚老卖老地渴望得到他人的尊敬和赞许，但是很少有人选择过那种自证正当的生活。为了对抗随着年龄增长而来的烦恼和耻辱‐‐诸如需要休息，向往规律的、节奏更缓慢的作息习惯，创造性的劳动不可或缺。

一个女人，年纪越大，越应该随和，通过服务他人获得补偿，且不应向他人要求太多。

一个男人，年纪越大，越应该销声匿迹。他应该像那些讨厌的人一样，避免表现出任何形式的温和、虚荣、虚伪、勉强或空洞的欢乐。他应该对自己经历的奇闻异事彻底闭口不谈，否则极有可能唠叨一遍又一遍。

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样，因为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没什么好失去的，如果可能，他应该像一匹年迈的老马一样被无情地鞭打，走向沉默，走向衰竭，走向自我节制，走向孤独，去做一些有益的事。

[下面这篇日记显示，凯南在大使任上经历过强烈的情绪波动。他相信，除非有和他类似的人叫停继续升级的紧张局势，否则核战争很可能会到来，而核战争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然而，杜鲁门政府却把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作为砝码，迫使西欧国家接受西德重整军备且加入西方同盟的建议。凯南对华盛顿极度绝望，希望克里姆林宫能更早下定决心。他认为苏联领导阶层分为强硬派和另一派别，后者了解凯南本人的背景，更赞同他打算做的事情，可能还会考虑（特别是就德国问题）进行谈判，以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由于担心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且届时可能会遭受苏联人的刑讯，凯南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他提供氰化物胶囊，以备紧急时刻服用。］●9月29日，西德，巴特戈德堡（badgodesberg）

以下是对我就任驻苏联大使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分类记录。它应当作为保密文件保存在政府档案中，直到保密期满的那一天。到那时我希望能将它保留在我的私人文件中。

在前往莫斯科之前，经批准我与国务卿以及国务院的其他官员进行了一次会谈，目的是讨论我的职责……（但）那时华盛顿没有人对美苏之间的任何协议感兴趣，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问题上，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重中之重。看来国务院的想法是，一旦完成了&ldo;力量建设&rdo;，接下来我们便会尝试就裁军问题启动多边谈判，而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区显然都将继续保持无期限的分裂状态。

对我来说，这一切就像幻觉一样，我很气愤，自己被迫接受这种微妙的任务，心里却没有一点点目标。关于如何解决我们与苏联之间的分歧，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务实的建议。波伦来普林斯顿过周末，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激烈地争论到大半夜。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不得不避开众多记者的追问，只是敷衍他们说，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些事情来缓解紧张的局势，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

一到莫斯科，那种充满挑战和刺激的气氛，马上让我兴奋起来。我沾沾自喜，因为我能感觉到莫斯科高层内部神秘而细微的变化。很快我就觉察到，苏联政权内部至少有一个派系将我的出现视为警报。准确地说，由于他们意识到我的观点是温和的，也是趋向调停的，因此难以将我作为一个敌人或者不学无术的人来对待。如果事情到了紧急关头，我能和当局的人对上话，那将是&ldo;真正的&rdo;对话，而不是出于礼节的谈话或者双方习以为常的争吵。此外，华盛顿积极的回应给了我鼓励，苏联的外交使节团对我的文章也做了解释说明。在我看来，莫斯科的同行们还是很重视我的观点的。长时间在华盛顿受挫之后，这些事情让我感觉到自己尚有一些影响和能力；我希望能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一次平静的交流，从而真正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新一届政府即将就任，这也许会给予我充分的权威和自信向我们现行的政策挑战，从而找到一种更具有建设性和更有前途的方法，至少可以用来解决欧洲和苏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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