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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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5章（第1页）

当将来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这些道路的残迹边踟蹰，他们或许想知道，在森林中开辟这些道路的统治者是多么浪费，多么专横无情地压榨着自己的人民。但如果他们发现，这一切并非为某个人，而是为机器并由机器完成的，他们会是多么惊讶。在&ldo;方便自己&rdo;的信念下，人们对机器表现出了永不会对同类表现的服从，这令人震惊。美利坚帝国的第一条法律将这样书写：无论哪里需要内燃机，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应该让行。

●7月21日

如往常一样，我又展开想象，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带我的孩子到地球的尽头，去阿拉斯加或者挪威山谷，去任何有真实生活存在的地方去。为了孩子们，甚至可以到苏联去。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在奢侈浪费之风如此盛行的摇篮里长大成人。

[9月的大部分时间，凯南是在欧洲度过的，安娜莉丝一个人留在普林斯顿。在巴塞尔附近，凯南参加了一个关于政治哲学的研讨会，会议由法国著名知识分子雷蒙&iddot;阿隆主持。在汉堡，凯南碰到了他的老朋友‐‐《时代周报》的编辑玛丽恩&iddot;多恩霍夫。凯南钦慕她的贵族血统、反抗纳粹的决心，以及苏联红军进抵东德时骑马逃离的勇气。凯南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演说，然后又在牛津参加了一场有关北约形势的学术会议。欧洲之行让凯南有时间去记录前几个月发生的事件，包括拜访埃夫里尔&iddot;哈里曼、埃里希&iddot;弗洛姆（erichfro）、诺曼&iddot;托马斯（noranthoas）以及大卫&iddot;莱斯曼（davidriesan）。］●9月5日，在海上想象与苏联共产主义者对话。

他：我们将获胜。

我：你们或许会赢。你们的精力远远超过我们（顺便说一下，这与共产主义信念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们比我们更想赢。你们更关心整个竞赛的结果。你们就像一支更在乎比赛输赢的球队，除非发生意外（因为你们也有一些弱点，意外可能不期而至），按照概率来说，你们应该会赢。

他：那你为什么还要反对我们？

我：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退一步讲，如果说你们的使命是征服我所在的社会，你们要毁掉我挚爱的一切，那么影响你们就是我的使命，就像一个颓废而发达的社会常常会影响征服它的那个更强大但更原始的社会一样。即使认为忠诚毫无价值（事实上当然有），但是对我来说，不反对你们，我就无法拯救自己。接受你们的价值观就意味着牺牲我自己的价值观，这么做所带来的痛苦和耻辱甚于干脆利落的死亡。像你们这样落后的民族很容易受超自然力量的影响。无视这一点会给你们带来真正的毁灭。

如果此刻有一个陌生人在记述我的生活，他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综合来看，凯南身上的一些品质实属难得，应该用来实现美好的愿景：也许不够复杂、不够杰出，但还算清醒的头脑；对人们迥异的性格特征的理解；丰富的政府运作经验；通过演讲和写作获取他人理解与同情的能力；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角度解读当代基本政治问题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同时代很少有人能胜过他。他可能在未来五至十年内继续保持足够的智力和体力，投身于某些有意义的事业。不过，似乎他还不能确认哪些事业更有意义，他一直在积极地探索。

●9月6日

埃里希&iddot;弗洛姆、诺曼&iddot;托马斯和大卫&iddot;莱斯曼[62]来访，希望就一些政治问题听听我的见解。这次访问由莱斯曼发起，主要是为了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弗洛姆为一个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党派起草了一份纲领，我们将它作为讨论的基础。

我们四个人的组合是多么奇怪啊：弗洛姆，有着传统深厚的人文思想、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德裔犹太人；托马斯，一战时期美国上等阶层的持不同政见者，既非理论家亦非诗人，受到某种英勇之情、固执的傲慢以及对被压迫者的同情驱使，在与加尔布雷斯[63]等所谓传统智慧领袖的论战中久经沙场；莱斯曼，一位聪明、敏感、想象力丰富的现代学者，他对美国现状的理解远比前两位深刻得多，他既不（像弗洛姆那样）受马克思主义魔咒的束缚，也不（像托马斯那样）被美国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沉醉于财富分配斗争的回忆所干扰。最后还有我，我对这些问题都不甚了解，在威斯康星州布思塔金顿（booth-tarkgton）的风俗和苏格兰-爱尔兰家族爱好独立的顽固天性的双重影响下，我从一开始就对自怨自艾的社会主义事业少有同情，在东欧时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留下的第一印象也让我对社会主义更加疏远，因此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本世纪的现代思想相比，伯克、吉本[64]、托克维尔和《联邦党人文集》所代表的18世纪思想，以及19世纪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更加深刻。

我们坐在农场闷热的三楼，在莱斯曼的主持下，采用议会制辩论的形式进行讨论。窗外五十英里内闷热的田野、尘土飞扬的小巷、富饶勤劳而又务实的乡村，对我们此时此刻的努力几乎没有一丝理解和同情。

正如此类会议通常的结局一样，最后我们无果而终，不过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无果。我和莱斯曼根本无法接受&ldo;社会主义&rdo;的提法。我们感到这个术语距离当今时代的重大问题太过遥远，同时又背负着太多从过去带来的令人困惑的联想。托马斯觉得，弗洛姆的思想从当前的政治意义上来看太过理论化，太脱离实际，只会让人一笑置之，对于现实政治没有丝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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