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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1页）

瓦格纳博士在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曾在维尔茨堡大学教过大课。他知识渊博，与政治家、经济巨头和贵族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这在我为他起草范围十分广泛的书信中都能反映出来。瓦格纳博士在他担任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期间，还发表了《经济政策公开信》，其篇幅之长、内容之广泛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1930年9月瓦格纳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希特勒从玻利维亚召回前上尉恩斯特&iddot;罗姆之前，临时担任了冲锋队的领导工作，这样在1930年岁末之际我为瓦格纳所从事的工作便中断了几周。

恩斯特&iddot;罗姆出生在一个慕尼黑铁路总监的家庭里，1908年当上军官，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在弗莱瓦尔附近进行的第一场大战役。他负过三次伤，弹片曾打掉了他的上鼻梁。1919年他作为德国国防军上尉在慕尼黑服役时认识了希特勒。作为与德国国防军进行联络的人，罗姆是一名纳粹运动的重要成员和希特勒的挚友。由于参与了1923隼的暴动他被开除出德国国防军。1924年他又恢复了在德国人民自由党的工作（国会议员），并组织起称之为&ldo;先锋队&rdo;的纳粹国防协会，自任该组织的领导，但是希特勒由兰茨贝格监狱获释返回之后，他不得不把领导权交了出来。1928年底他作为总参谋部的中尉衔的军事教官被派往拉巴斯（玻利维亚）。1930年希特勒把他召了回来，并且将冲锋队的领导权交给了他。

此后我在希特勒青年团全国指导处干了几周。这个单位当时设在一所私人住宅里，我习惯了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那种快节奏的工作，在这里我简直感到像罚劳役一样。当奥托&iddot;瓦格纳博士于1931年1月1日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经济政策局局长之后，他又要我当他的秘书。经济政策局下设负责贸易、手工业和农业的几个司，它们的办公室都设在布里纳尔大街54号巴格宫里，经过改建之后，这个建筑称作&ldo;褐色大厦&rdo;，对面是罗马教皇使节的住所。

当时，瓦格纳博士总是在会谈举行过后向我口授有关内容的长篇报告。但从不提及谈话伙伴的名字。他也经常外出旅行，回来后将情况口授整理成文字，搁置在办公桌里就再也不去问津。我经常对那些我当时认为不必要的抄抄写写感到恼火。另外我时常感到这样做像是在故弄玄虚。

直到1978年我看到由h&iddot;a&iddot;图尔纳出版的《亲信瓦格纳博士1929‐1932年的笔记》一书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瓦格纳旅行和会谈时的神秘伙伴正是阿道夫&iddot;希特勒。他的其他谈话伙伴是弗朗茨&iddot;普费弗尔&iddot;冯&iddot;扎洛蒙和格雷戈尔&iddot;施特拉塞。我认为，瓦格纳博士、弗朗茨&iddot;普费弗尔&iddot;冯&iddot;扎洛蒙和格雷戈尔&iddot;施特拉塞都觉得希特勒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已意识到一种危险，即这位天才加上他那具有诱惑力的口才几乎使所有人都着了迷。因此这三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致决定，利用与希特勒经常性长时间会谈的机会，通过反问和提出异议的形式来检查希特勒的可靠性，这样做在希特勒看来当然是不愉快的。由于希特勒的直觉是不受逻辑思维支配的，它基于一种臆测，缺少逻辑基础，所以，希特勒觉得他们好找碴儿，爱教训人，且不听劝告，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把他们抛弃了。

从后来出现的情况看，瓦格纳、施特拉塞和普费弗尔以前对他们的命运所做的估计是合乎逻辑的。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iddot;普费弗尔&iddot;冯&iddot;扎洛蒙已于1930年8月被解除了职务，靠边站了。至于格雷戈尔&iddot;施特拉塞，据说由于背着希特勒讨论施莱歇尔提议他担任副总理的问题，1932年底导致了他与希特勒反目。1934年罗姆暴动时&ldo;无意地&rdo;丧生。奥托&iddot;瓦格纳博士1932年迁往柏林居住并于1933年夏天被解除一切职务。据说他的亲信还想看到他担任经济部长呐。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有关瓦格纳博士的音讯。过去他从不表现自己，加上他在1933年之后明显地不再受欢迎，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这是毫不奇怪的。可能是因为瓦格纳博士、普费弗尔和施特拉塞都是性格过强的人物，才使希特勒感到不舒服。不管怎样，希特勒上台后，就从未再提起过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

曾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过，并且后来得以飞黄腾达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马丁&iddot;鲍曼。作家们和历史学家们至今对他还很感兴趣。他被说成是品质最恶劣的家伙，人们把他出面做的所有坏事都&ldo;只归罪于他一个人&rdo;。不仅记者和历史学家这样看，而且就连那些幸存的纳粹党的领袖们、纳粹党的区领袖们、部长们和本来更知情的、曾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也都这样看。

马丁&iddot;鲍曼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最恭顺、最忠诚的奴才，他经常毫无顾忌地甚至有时野蛮地执行希特勒的指示和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丁&iddot;鲍曼与弗朗茨&iddot;普费弗尔&iddot;冯&iddot;扎洛蒙的命运如出一辙。纳粹党区领袖们、部长们和党内要员们以及其它方面对他无休止的攻击成了家常便饭。

1930年春天，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马丁&iddot;鲍曼尚未担负他后来所承担的棘手重任。鲍曼那时并不引人注目。池娶了格达&iddot;布赫为妻，她是党的法官、前上校瓦尔特&iddot;布赫的漂亮千金。瓦尔特&iddot;布赫当时是帝国乌施拉的主席，在纳粹党内享有很高的声望并得到了希特勒的信赖。布赫当过现役军官，后来在一所低级军官学校里任过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团部副官、优秀机枪射击手小分队的指挥官。1918年接任德伯里茨后备役军官大队队长职务。战争结束以后，他作为上校转而从政，加入了纳粹党。1925年当上了被简称为&ldo;乌施拉&rdo;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调查和协调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要求他能多体谅人的不足，举止要十分得体，断事要有力，并且要有权威。他是适宜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因为他父亲当时是巴登州高级法院判决委员会主席。他长长的脸庞，挺拔的身材，始终显得十分潇洒。希特勒也参加了布赫的女儿与马丁&iddot;鲍曼的婚礼，这对提高鲍曼的声望当然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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