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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第1页）

如果我们不抱偏见地研究现代战史，那就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这个原则，在现在必须提到比过去更高的地位。

军队的勇气和士气在过去各个时期都曾使军队的物质力量成倍地增强，今后仍会这样。但是，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个时期，军队在组织和装备上的巨大优势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在另一个时期，军队机动性方面的巨大优势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有时，新的战术体系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有时，军事艺术又极力主张根据概括一切的大原则巧妙地利用地形&rdo;，有的统帅在这方面还常常能够从对方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这种作法现在已经过时，不得不让位给自然而简单的作战方法了。如果我们毫无偏见地考察最近几次战争的经验，那就必须承认，无论是在整个战局中还是在决定性的战斗中，特别是在主力会战中，这些现象已经很少见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前一篇的第二章。

在今天，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很接近，以致最好的军队和最差的军队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别了。当然，科学水平可能还有显著的差别，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别只表现为一些国家先发明和运用军事上较好的成就，而另一些国家模仿它们并很快地赶上它们。甚至象军长和师长这样一级的指挥官，在军事活动中也都抱着彼此大致相同的见解和采用大致相同的方法，以致除了最高统帅的才能以外（统帅的才能很难说同民族的文明程度和军队的教育程度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它的产生完全是偶然的），只有军队的战争锻炼还能造成显著的优势。因此，交战双方在上述各方面越是处于均势，兵力的对比就越起决定性的作用。

现代会战的特点就是由上述均势造成的。让我们用公正的态度读一读博罗迪诺会战史吧!在这次会战中，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法国军队同组织装备以及部队的训练等方面都远远落后的俄国军队进行较量。在整个会战中没有表现出任何高超的技巧和智谋。这是双方力量的一次单纯的较量，由于双方力量几乎相等，结果，优势只能象天平一样渐渐倾向指挥官毅力较大和军队战争锻炼较多的一方。我们所以举这次会战为例，是因为在这次会战中双方兵力处于均势状态，而在其他会战中很少有这种情况。

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会战都是这样，但是，大多数会战基本上是这样的。

在一次会战中，如果双方缓慢而有步骤地进行较量，那么兵力多的一方获得胜利的把握一定要大得多。事实上，要想在现代战史中找到过去常见的那种战胜兵力多一倍的敌人的会战，那是徒劳的。拿破仑这位现代最伟大的统帅，除了1813年的德累斯顿会战以外，在历次胜利的主力会战中，总是巧妙地集中了优势兵力，或者至少集中的兵力不比敌人少很多。每当他做不到这一点时，如在来比锡、布里昂、郎城和滑铁卢会战中，他就失败了。

不过，兵力的绝对数量在战略上大多是一个既定数，它是统帅无法改变的。我们研究的结果并不是要说明在兵力比敌人显著少的情况下就不可能进行战争了。政治对战争的决定并不每次都是出于自愿的，特别在双方力量相差悬殊时更是这样。因此，在战争中任何兵力对比都是可能的，一种战争理论如果在最需要它起作用的时候却不能起作用，那恐怕只能是一种令人奇怪的战争理论。

因此，尽管理论十分希望双方兵力对比相当，但决不能说兵力对比很不相当时理论就用不上了，在这个问题上是定不出界限来的。

兵力越小，目的就应该越小。此外，兵力越小，战争的&rso;持续时间也应该越短。因此，兵力较小的一方在这两方面就有回旋的余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在作战时兵力的大小到底会引起哪些变化，我们只能在以后遇到这类问题。时逐步说明。在这里只要说明总的观点就够了。但是，为了使这个总的观点更为完整，我们还想作如下的一点补充。

被卷入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的一方，越是缺乏兵力，就越应该在危险的压力下提高精神上的紧张和努力程度。

如果情况相反，不是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而是丧失了勇气，那么，任何军事艺术当然都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能把确定目的时的明智和节制同军队的这种努力结合起来，那么，就会出现既有谨慎和节制又有辉煌的打击的行动，这就是腓特烈大帝在几次战争中令人钦佩的地方。

但是，节制和谨慎所能起的作用越小，紧张和努力就必然越重要。如果兵力的对比相差极为悬殊，以致无论怎样限制自己的目的也不能保证免于毁灭，或者危险可能持续的时间很长，以致最节省地使用兵力也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应该把力量尽量集中到一次殊死的战斗中去。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的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于是他就把无比的大胆看作是最高的智慧，在必要时，还会求助于冒险的诡诈。最后，即使这些努力都不能奏效，在光荣的毁灭中，也还能获得将来复兴的权利。

第四章各兵种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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