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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2章（第1页）

反观明朝方面，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朱元璋犹以隋炀帝自警，讨好高丽。[34]盖北方新败，不欲再树强敌。但年底朱元璋突然对高丽使臣大发雷霆，历数高丽过失，除杀孙内侍、防范使团、疏于防倭、扣留明朝流民等外，反复痛责的是高丽来使多借通商之名以探听军情为务：&ldo;恁每使人辽东等处吴王相抬茶饭，……正意打细。恁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又夹带着纳哈出的伴当，来看我军营里事。恁透与他消息，抢了我牛家庄马头十万石粮，更折了三千军马。……又与徐总兵抬茶饭，不是真意，故意打听北平府军官事迹。……济州马匹，今日将来，明日将来，闹了一年，将的四个马来了。不知怎的做事。作买卖来的人每将不打紧布、席来，却不将一个马来贩卖。&rdo;[35]吴王相即明军在辽东的最高指挥官靖海侯吴祯。辽东等处应指明军洪武五年五六月间占领的辽阳等地。牛家庄之战在洪武五年十一月。[36]徐总兵应即徐达。[37]看来上年十一月高丽请行陆路后明方未拒绝，使团、商人纷至辽东。但高丽决不轻易输出马匹，为何又&ldo;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rdo;？其数量太大，只能由陆路运送，又不可能为民间贸易，则知其定为至辽东使臣所带官方贸易团。其到达时间应在明占辽阳后即洪武五年秋，此时蒙军残部仍据千山，以千余匹马穿行北元控制区而安然无恙，显见此番高丽与纳哈出等合作，不惜血本，欲助其一臂之力。惟其乃官方贸易团，可随使臣由辽阳南下渡海必经之牛家庄，则&ldo;纳哈出的伴当&rdo;得以尽窥明军内情。看来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尽优势后，高丽与纳哈出已几近同盟。而明朝方面除上述八月交好高丽外，十月尚因高丽使臣溺海，决定减少贡物数量与进贡次数。[38]而十二月算总帐，定因牛家庄之事已令明朝方面不能忍受。牛家庄之战中，纳哈出远袭明军后方粮储基地，打破明出兵辽西计划，使明军在辽东遭受空前打击，实为辽东战争之转折点。[39]明方既有此教训，除翻脸痛斥外，还迅速断绝与高丽的陆上往来。《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ldo;二月庚寅，遣判书张子温移咨定辽卫曰：&lso;前遣郑庇赴京献马，称到定辽城，有守门官不许入城，曰今奉圣旨，山东新附百姓生受，高丽使臣休这路上来。以此回还。庇承差进献，今听在号之言，别无官信明文，未委虚实。如果圣旨，请录全文回视。&rso;子温至定辽，总兵官使谓曰：&lso;圣旨高丽使臣，止教海道朝京。今赉来咨文，畏圣旨不敢拆看。&rso;由是子温未得文据而还。&rdo;显然，明朝方面绝意甚坚。

朱元璋于洪武五年底的通牒中又说：&ldo;今后不要海里来。我如今静海，有如海里来呵，我不答应。&rdo;[40]但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犹正常接待海路来使，[41]说明其仍想维持与高丽的一般关系。而十月主动断交，从此态度一变而为蛮横，唯一的解释是，明朝得知高丽年初通元事后，决定作出强烈反应。

入贡遭拒次年即洪武七年（1374年）初，高丽由海路赴京上陈情、请路、请方物仍旧、谢玺书四表，并请颁火药以抗倭。[42]明朝方面对其辩解不予理睬，拒绝恢复贡物数量，拒绝陆路通贡，指摘其进贡礼仪之失，对其请火药事回答说：&ldo;交那里扫得五十万斛硝，将得十万斛硫黄来，这里着上那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那里新造捕倭的船，教差能干将官率驾将来我看。……此等之物，处处有之，彼方但不会修合耳。恁宰相每只将这号令行将去。&rdo;[43]高丽所提要求虽过分，但朱元璋反索要天文数字的高丽本不出产的原料，又要把对方海军调来检阅，则一副泼皮口吻，显然已无诚意。在此之前明已派人去高丽：&ldo;（恭愍王二十三年即1374年）夏四月戊申，帝遣礼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来。中书省咨曰：&lso;钦奉圣旨：已前征进沙漠，为因路途遥远，马匹多有损坏。如今大军又征进。我想高丽国已先，元朝曾有马二、三万匹留在新罗牧养，孳生尽多。中书省差人将文书去，与高丽国王说得知道，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rso;&rdo;[44]此显然是无理要求，因高丽当时并不能控制耽罗，拣马何从谈起。洪武七年（1374年）初明军已渐恢复元气，正待再次出兵塞北，&ldo;如今大军又征进&rdo;倒并非虚言。惟其年初索马，四月索火药原料及船舰，当为明摆脱战略被动局面后开始报复、欺凌高丽。

《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三年（洪武七年即1374年）&ldo;秋七月乙亥，韩邦彦至济州，……只送马三百匹。……八月乙酉，崔莹领诸军至耽罗，奋击，大破之，遂斩贼魁三人，传首于京。耽罗平。……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还京师，遣密直副使金义领马三百匹送定辽卫，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张子温谢通朝贡道路。……十一月，……大明使林密、蔡斌还至开州站，护送官金义杀斌及其子，执密，遂奔北元。&rdo;[45]表面上看，高丽受命后索马于耽罗，不得后兴师占领耽罗，送马至定辽都卫。似乎恭愍王决定答应明朝的无理条件，而国内亲元势力于九月发动政变，至使刚要恢复的明高丽关系再度恶化。实际上高丽早已有意进兵耽罗，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讨耽罗。[46]《高丽史》载朱元璋回答：&ldo;其速发兵以讨。&rdo;[47]《明实录》载，朱元璋严禁出兵：&ldo;耽罗虽有胡人部落，已听命于高丽，又别无相诱之国，何疑忌之深也？--岂非因小隙而构大祸者乎？&rdo;[48]两者正相反。明代人记朱元璋的回复，或为&ldo;逃寇以朕命命之，传檄可致，勿用兵。&rdo;[49]或为&ldo;逃寇可传檄定，其罢兵。&rdo;[50]或全同《实录》。[51]从高丽在洪武五、六年并未有所行动看，《高丽史》所载虽貌似原始生动，实不可信。至于其一举吞并耽罗，则正是利用明朝来索马遭拒这个机会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并非为明讨马而发。高丽本已得到三百匹马，平耽罗后仍仅送三百匹给明，显然不把两千匹的要求放在眼里。明本严禁高丽陆路入贡，今差人索马，数目巨大，由后来林、蔡等行至开州站可知明定答应其由陆路入境。[52]高丽借机&ldo;谢通朝贡道路&rdo;，则这三百匹马不过是高丽打开定辽城大门的筹码而已。蔡斌遇害虽在恭愍王被弑后，但杀他之人就是恭愍王指派的护送官金义。则若恭愍王不死，尽睹高丽送马内幕的林、蔡等能否到达辽阳，也实有疑问。要之，从高丽对索马的应付态度看，恭愍王在位最后几个月间仍奉行对明的防范、搪塞政策，九月的政变是加剧而非导致了明高丽关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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