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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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这一年的暑假也过得很愉快。埃克斯的春天迷住了我们，8月里我们又回到这里来了。这次我们的房间在二楼，带着相通的阳台，在阳台上可以一直看到花园。我们常在阳台上坐着读书、谈话。有时我同他一起去&ldo;米拉波&rdo;吃午饭，他很喜欢在那儿吃饭‐‐我们乘出租车去，因为萨特几乎不能走路了。或者在旅馆的花园里吃午饭。或者由西尔薇驾车带我们去我们喜欢的地方。我们常常看到远处浓烟滚滚‐‐那是森林火灾。萨特住在这儿非常满意。他也很高兴西尔薇‐‐她即将返回巴黎‐‐驾车送我们去马泰格机场，我们在那儿乘飞机去罗马。我们又住进了我们的老房间，观赏着白色的圣彼得教堂，在阳光下灿灿然，在月光下幽幽然。我们又恢复了我们往日的宁静的生活习惯。萨特经常看望住在罗马的一位美国姑娘，他最近才同她结识。我们两人一起去看艾丽丝&iddot;施瓦尔泽，我们去看克洛德&iddot;库奇，他同一个朋友卡特琳&iddot;里霍伊特住在这个城市。库奇对萨特健全的幽默感和愉快的情绪感到惊讶。他不很了解萨特，但他曾想象过萨特的病状和丧失视力会给他沉重的打击，然而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充满生活快乐的人。萨特出现在公众1这些记者宣称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和解，意思是说萨特现在开始接近右翼的立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场合时，常给人一种痛苦的印象。在吕泰塔旅馆相会之后，雷蒙&iddot;阿隆在写给克洛德&iddot;莫里亚克的信中说：&ldo;我感到自己看到的是一个已死的人2。&rdo;但在私人交往中同他交谈的人都被他那种不可征服的生命力深深打动。

他同意接受-a马乔希的采访，她在《欧洲》上发表了这个访问记。但他不很喜欢它。

我们离开巴黎后不久，莉莲&iddot;西格尔从巴黎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戈德曼被害的消息，我惊呆了。戈德曼总是准时参加《现代》的会议，我开始就很喜欢他，后来变为一种深沉的感情。我喜欢他冷嘲热讽式的智慧，他的快乐，他的热情。他充满活力，语惊四座，独具怪才;无论是对敌对友，他的态度是经久不变的。他被打倒时仍从容镇定，使他的死愈加耸人听闻。萨特也受到很大的震动，虽然他现在对一切都取一种比较超然的态度。

我们回到巴黎时萨特希望参加戈德曼的葬礼。克莱尔&iddot;埃切雷利驾驶她的小汽车送我们夫太平间。我们没有进去，但我们随柩车到了公墓的门口。这儿拥挤不堪，我发现很难过去，虽然人们认出了萨特，纷纷有礼貌地给他让路。但汽车又不允许越出某一地区。萨特和我缓慢而艰难地通过拥挤的人群，埃切雷利留在车上。走了一会儿萨特感到一点劲也没有了。我想让他坐在旁边一座墓上歇一下，这时有人拿来一把椅子。萨特坐在上面，我们在那儿歇了一会，一些不认识的人围着我们看了又看。幸好勒内&iddot;索雷尔看见了我们;她的汽车就停在我们旁边。我们请人转告克莱尔&iddot;埃切雷利我们走了，便进了勒内的车。

萨特恢复了他同维克多的工作。我有点担心这事。接连三天我都在问他：

&ldo;你的工作进行得怎样?&rdo;第一天他说：&ldo;进行得不好。我们一上午都在争论（某个问题或另一个问题）??&rdo;第二天他答道：&ldo;还是不怎么好。我们不一致。&rdo;第三天他说：&ldo;我们开始相互理解了。&rdo;我担心他可能会作出太多的让步。我很想及时了解这谈话，但它们录音后由阿莱特拿去整理和打印出米。她干得很慢。萨特对我说，什么都还没弄好。

11月，他为《晨报》同卡特琳娜&iddot;克莱芒有一个谈话，并和报社的编辑们吃了一次午饭。12月，他对贝尔纳&iddot;多尔谈到他对于戏剧的思想。谈话发表在《戏剧作品》杂志上，他谈到他喜欢的剧作家‐‐皮兰德洛，布莱希特，贝克特‐‐并详细叙述了他自己的戏剧历史。1980年1月，他发表声明抗议对安德烈&iddot;萨哈罗夫实行软禁，支持联合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2月28日，他接受一家同性恋月刊《快乐的脚步》的访问，他同卡特琳娜&iddot;克莱芒和贝尔纳&iddot;班戈为即将出版的一期《弓》进行了一次谈话。

2《不变的时代》，克洛德&iddot;莫里亚克，第六卷。

1980年

2月4日，萨特在布鲁塞斯医院作了一个新的检查，按照检查结果看，他的情况不好不坏。他觉得自己的活动很有意思，同年轻女人的往来很是愉快。不管别的，生活在他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记得一天上午，冬日的光辉直射进他的书房，拂照在他的脸上。&ldo;啊，太阳!&rdo;他狂喜地喊道。我们计划着他、我和西尔薇去贝尔伊莱度复活节假，他常常兴高采烈地谈到它。他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放弃了抽烟。就我所知，他酒也喝得很少。我们一起吃午饭时，他要一小瓶白葡萄酒，慢慢地喝下半瓶，还要剩一半下来。

3月初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阿莱特发现他躺在卧室的地毯上，醉得一塌糊涂。后来我们了解到，同他交往的那些女朋友，不知道事情的厉害，给他带来一瓶瓶威士忌和伏特加。他把这些酒藏在柜子里和书后面。那个星期六晚上‐‐万达离开后他唯一的一次独自一人过了一夜‐‐他乘机大喝了一通。我和阿莱特拿走了这些酒瓶。我给那些年轻的女士们打电话，请她们再不要拿酒来，我狠狠地责备萨特。实际上，这次醉酒没有引起直接的后果，显然不会危及他的健康，但我担心以后的发展。更主要的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又喝起酒来。这跟他近来一向表现的稳定的精神状况不相符合。他避开我提出的问题，笑了起来：&ldo;但你也爱喝酒，&rdo;他说。我想他大概又像以前那样，不能忍受自己目前的境况了。&ldo;日久成自然，&rdo;并不是这么回事1。时间不但不会治愈创伤，恰恰相反，它还可能使其更加疼痛。后来我找到了这个原因，甚至他自己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他不满意自己同维克多的这次谈话，而这个谈话很快就要在《新观察家》上发表。在它发表前一个多星期，我终于读到这个谈话‐‐它由萨特和贝利&iddot;莱维署名，贝利&iddot;莱维是维克多的真名。我异常震惊，这跟萨特在《斜线》中说的&ldo;复数的思想&rdo;完全没有关系。维克多没有直接表达他自己的任何见解，而是使之出于萨特之口;他以披露事实的名义，扮演着一个代理人的角色。他对萨特说话的口气居高临下，傲慢不逊，所有在发表前读过这一谈话的朋友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跟我一样，他们因这个谈话具有对萨特&ldo;逼供&rdo;的性质而震惊。事实上，从萨特第一次见到维克多以来，维克多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和其他许多以前的毛主义者一样，转向了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的世界观成了唯灵论的甚至是宗教性的东西。萨特很不满意他的这种转变。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我和西尔薇在一起说话，他吐露了自己的不满：&ldo;维克多要坚持整个道德都起源于犹太教的全部经文!但我完全不这样看，&rdo;他对我们说。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一连许多天他不停地同维克多争辩，然后，厌倦于争论，终于作了让步。维克多不是帮助萨特去发挥萨特自己的思想，而是对他施加压力使他抛弃自己的思想。维克多竟敢说，萨特关心的只是怎样去赶时髦!‐‐萨特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赶时髦。维克多还大肆诋毁博爱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是强烈并且深刻的。我向萨特表达了我的失望程度。萨特有些惊讶。他原指望这个谈话会受到某种适度的批评，没想到现在受到这样激烈的反对。我告诉他，《现代》全体成员的看法跟我都是一样的。但这话只是使他更加决心马上发表这个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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