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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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章（第1页）

萨特：是的。

波伏瓦：当时你是怎么想的?你什么时候知道集中营确实存在而有相当多的人遭到流放?

萨特：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能容忍的政权。波伏瓦：对。你同梅洛-庞蒂就这个主题写了一篇文章。萨特：是梅洛-庞蒂写的。

波伏瓦：但署了你们两人的名。你说，一个有那么多人被放逐和杀害的国家不能再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总之，在同共和左翼联盟决裂后，你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政治孤独期，是不是?

萨特：一个完全孤独的时期。波伏瓦：可以说你再没有从事政治。萨特：总之，直到??1968年我都没有从事政治活动。

波伏瓦：等一等。在1952年你开始接近共产党人。你还记得同共和左翼联盟破裂之后直到同共产党和解这个时期吗?

萨特：我写书，这占用了我全部时间。

波伏瓦：但这不也意味着某种缺乏，某种空虚，不再依附于某种政治组织吗?

萨特：不。我不再是一种政治的存在。我不认为它是根本的。我写道，政治是人的一个尺度。其实它不是我的尺度。实际上它也是，但我不知道它。我同共产党人联合四年后，我才开始认清这一点。在早年，我有一种政治唯美主义。从尼克&iddot;卡特尔和布法罗&iddot;比尔时期起，长时间来，美国是一个我梦想的国家。后来这是我愿意生活于其中的国家，一个在某些方面吸引着我，在另一些方面又使我厌恶的国家。总之，我不愿意看到它在同苏联的一次战争中被毁掉。至于苏联，它仍然自称社会主义国家，我认为它的毁灭也是很可怕的。这样，我把一个苏美战争看作一种双重的大灾难。我保持这种心理状态有很长时间，没有多想我应该做什么。如果有一场战争，我不应该离开，我应该留在法国。我想，我应该为某种社会主义而不是为美国人进行抵抗;这样，我应该是一个潜在的抵抗者。

波伏瓦：我们谈谈印度支那战争吧。

萨特：我们第一次谴责印度支那战争，是在《现代》上。我们有一些越南朋友，首先是我比较了解的一个‐‐阮清。他常常给我们提供一些情况。

波伏瓦：他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政治家。

萨特：他也是一个教师。

波伏瓦：有时他请我们在越南饭馆吃午饭，但除了《现代》中的文章我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其它行动方式。

萨特：正是这样。我们出了一期关于印度支那的《现代》特刊，阮清给我们提供关于印度支那的文献来帮助我们。波伏瓦：对。在我们一般政治生活中，这个战争是一个重要方面。萨特：总之我们跟共产党人的立场是相同的。波伏瓦：是的，在那个水平上，我们是非常接近的。

社会主义和自由

波伏瓦：在昨天的谈话中，你谈到一件事，但没有充分展开，这就是你总是希望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之间的关系。

萨特：是的。对许多人说来，社会主义体现了一种巨大的自由;首先是一种经济的自由，然后是一种文化上的自由，一种日常体验到的行动的自由，一种有大量选择权的自由。他们希望自己是自由的，不由社会决定，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见形成他们自己。只是，例如马克思主义者显示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包含这种思想。马克思有这种思想，他展望共产主义遥远时代时，设想社会将由自由人组成。他设想的自由确切他说来不是我设想的自由，但这两者彼此是相似的，而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自由再没有任何地位了。对他们说来，要紧的事是他们将要建立的那种社会;但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们像许多机器那样被安放于其内。这种社会主义不承认某些价值，比如说正义，这是在一个人给予的和得到的东西间的一种平等。但一个自由人能超出社会主义存在的思想‐‐我说超出我不是指在一个后来的时期，而是指每时每刻都超越社会主义的统治‐‐是一种苏联人决不会具有的思想。苏联的社会主义‐‐如果它还可以称为一种仕会主义的话‐‐并不表现为允许个体在他选择的方式中发展。这就是我在给那个我们1940年、1941年形成的思想贫乏的小团体起&ldo;社会主义和自由&rdo;的名称时我想说的东西。虽然这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是很难认清的，但它是那种结合的力量，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关系，代表了我的政治倾向。它是我的政治倾向，我从没有改变过它。甚至现在，我在同加维和维克多的谈话中努力维护的，还是社会主义和自由。波伏瓦：对，这是现在的情况。我们还是回到昨天谈的问题上，希望把社会主义和自由连结在一起，使你摇摆在共产党、组成革命民主联盟、孤独、同共产党恢复关系等等之间。我们不必逐一回顾直到1962年你的全部政治生活的历史，因为我写过它，部分地是在你的口述下，在《境况的力量》中，但我希望知道你是怎样看待你走过的道路的，我们就说到阿尔及利亚战争为止。

萨特：嗯，我认为我是沿着自己的路线前进，道路是崎岖的，困难重重，我常常发现自己是少数派，常常是孤独的，但这确实是我永远希望的东西‐

‐社会主义和自由。长时间来我相信自由，我已经在《存在与虚无》中写了它。我觉得自己是自由地生活，从童年直到现在，虽然我也追随过大流。但我自由地生活过，我现在仍然有同样的思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仍是结合在一起。

波伏瓦：你总是梦想着这两者的一致;但你从没有找到它。你有时有一种找到它的错觉吧?比如说，在古巴?

萨特：在古巴，是的。那儿有多种相互对立的倾向，当时，我在那儿时，卡斯特罗没有真正的文化原则。他不想强加一种确定的文化。后来他变了。

波伏瓦：那是在1960年，不久他夺取了政权。

萨特：那时他甚至不希望被说成是社会主义。他请我在法国写关于他的文章时不要提及社会主义。

波伏瓦：事实上这是一种可以说是卡斯特罗主义的东西。

萨特：说真的，这是一个未完成的革命。我记得我总在问他们，&ldo;如果你们面临恐怖统治，你们怎么办?&rdo;

波伏瓦：后来他们确有一种恐怖统治。

萨特：他们已经有它将要来临的暗示。他们弄不清他们该做什么，他们没有回答我，没有说不会有一种恐怖统治。

波伏瓦：回到我的问题上来，你还记得你感受过和想过的东西吗?你走过的这段路程现在对你有什么影响?你认为自己犯了很多错误吗?你认为自己做了一些本来可以不做的事情吗?你是不是总是行动得很好?总之，你怎样看待这一切?

萨特：毫无疑问我犯有许多错误。但不是原则上的错误‐‐而是方法上的错误，在表达某个确定事实时看法上的错误，但总的说来我同自己的过去是一致的‐‐总的说来是一致的。我认为这必定会使我达到我已达到的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带着一种宽慰的眼光回顾自己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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