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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1页）

这种双重性深深植根于伊朗的治国理念中。它自称为&ldo;伊斯兰共和国&rdo;，暗示它的权威超越了领土的界限。居于伊朗权力结构最高点的阿亚图拉（先是霍梅尼，然后是他的继任者阿里&iddot;哈梅内伊）不仅是伊朗的政治领袖，而且被视为全球性的权威，是&ldo;伊斯兰革命的最高领袖&rdo;和&ldo;伊斯兰乌玛及被压迫人民的领袖&rdo;。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一种严重违反外交豁免原则‐‐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核心原则‐‐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它冲进美国驻德黑兰的使馆，把使馆人员扣为人质长达444天（2014年，现任伊朗政府把当年劫持人质那群人的翻译任命为伊朗驻联合国代表，此举等于宣告了那次行为的正确性）。本着类似的精神，阿亚图拉霍梅尼在1989年发布指令，判处英籍印度裔作家萨曼&iddot;拉什迪死刑，以此宣称自己掌握着全球的司法权威。拉什迪也是穆斯林，判处他死刑是因为他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的一本书被认为冒犯了穆斯林。

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伊拉克的马赫迪军是非国家的民兵组织，它们挑战权威，通过恐怖袭击来达到目的。伊朗与部分领土遭这些组织占领的国家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但与此同时，它又出于宗教的原因为这些组织提供支持。伊朗政府为了推动伊斯兰革命，准许什叶和逊尼两派跨越教派间的鸿沟共同合作，以推动更广泛的反西方事业。比如，伊朗为逊尼派的&ldo;圣战&rdo;组织哈马斯提供武器打击以色列。据有些报道称，伊朗还为阿富汗的塔利班提供武器。14&ldo;9&iddot;11&rdo;委员会的报告和2013年针对加拿大的一次恐怖袭击阴谋的调查结果都显示，基地组织成员在伊朗获得了根据地。

关于推翻现存世界秩序的问题，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穆斯林基本上观点一致。尽管21世纪初在中东各地爆发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义之争十分激烈，但赛义德&iddot;库特布的观点在实质上与伊朗政治领袖的观点并无二致。库特布坚信伊斯兰将重整世界秩序并最终统治世界，这一观点在那些把伊朗重塑为宗教革命发源地的人的心中引起了共鸣。库特布的著作在伊朗广为流传，有些是阿亚图拉阿里&iddot;哈梅内伊亲自翻译的。1967年，哈梅内伊翻译了库特布的著作《本宗教的未来》，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这位崇高伟大的作家在此书的章节中试图……先阐述宗教的实质，在表明了此一宗教的生机勃勃之后……他以雄辩的说理和特有的世界观申明，世界的权力将最终掌握在我们宗教的手中，&ldo;未来属于伊斯兰&rdo;。15在反西方大业中，伊朗代表着占穆斯林少数的什叶派。伊朗认为，如果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超越教义上的分歧，就有可能成就大业。为此目的，伊朗宪法把团结所有穆斯林定为国家的一项责任：

根据《古兰经》第21章第92节的经文（&ldo;你们的这个民族，确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我是你们的主，故你们应当崇拜我。&rdo;[2]），所有穆斯林都同属一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责任在制定国策时注重培育所有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它必须为实现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而不懈奋斗。16重点不在神学上的争议，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征服。如霍梅尼所说：&ldo;我们必须努力向全世界输出我们的革命，必须丢掉一切别的想法，因为伊斯兰教不仅不允许伊斯兰国家之间存在任何分歧，而且还是所有被压迫人民权益的捍卫者。&rdo;17这要求对&ldo;美国这个世界强盗&rdo;、俄罗斯和其他崇尚物质的社会，以及&ldo;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rdo;发起规模浩大的斗争。

然而，霍梅尼和其他什叶派革命者在一点上与伊斯兰逊尼派意见不同，这也是他们兄弟间互相残杀的根本原因所在，分歧就是什叶派认为，世界大乱将随着马赫迪（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的出现而结束。他将降临（身在形不现），掌管起目前暂由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代为行使的至高权力。18当时的伊朗总统马哈茂德&iddot;艾哈迈迪–内贾德认为这条原则已成定论，并于2007年9月27日在联合国的讲话中公开提了出来：

最后的救世主必定会降临。他将带领所有信真主的人、寻求正义的人和乐于助人的人建设光明的未来，使世界充满正义和美好。这是主的诺言，因此定会实现。19这样的概念所设想的和平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在2006年写给乔治&iddot;w&iddot;布什总统的信中所说的，全世界必须皈依正确的宗教教义。艾哈迈迪–内贾德的那封信（西方普遍认为那是表示愿意谈判的姿态）以&ldo;vasalaalaanataba&rso;alhoda&rdo;20结尾。这句话在公开发表的信中没有翻译出来，它的意思是：&ldo;只有走正路的人才有和平。&rdo;这句话一字不差，正是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对拜占庭和波斯皇帝发出的警告，那两个帝国很快就成了伊斯兰&ldo;圣战&rdo;的对象。

几十年来，西方观察家一直想找到伊朗这种态度的确切&ldo;根源&rdo;。他们坚信，伊朗的一些比较极端的言辞只是一种比喻。他们认为，如果宣布弃绝西方过去的一些行为，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英两国对伊朗国内政治的干预，也许就能打开和解之门。然而，伊斯兰教的革命派至今尚未表现出愿意寻求西方意义上的国际合作。伊朗的神权政治也不像一个殖民统治结束后满怀怨愤的独立运动在期盼着美国展现善意。根据阿亚图拉们的政策观念，与西方的争端不是仅通过在具体问题上让步就能解决的。它是关于世界秩序性质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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