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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章（第1页）

旧提起，并且说以最有机会听录先生谈话的许广平女士写作最适宜。先生的回信，却是这样的谦虚：4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

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法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39;，

一九三七年：四月，鲁迅的散文集《夜记》出版。六月，《鲁迅书简》影印本出版。

七月，《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续编》，《且介亭杂文末编》出版。

一九三八年：六月，鲁迅纪念委员会刊行《鲁迅全集》（二十卷）。同月，《译丛补》，《药用植物》，《汉文学史纲要》，《集外集拾遗》，《山民牧唱》，《嵇康集》，《古小说钩沉》等遗稿出版。

一九四一年，一月，《鲁迅三十年集》出版。

十二月，许广平被日军逮捕，押囚日本宪兵队，翌年三月释放。《鲁迅日

记》被押收，一九二二年八月遗失一册。

一九四二年，四月，周母鲁太夫人（瑞）逝世。

一九四六年，十月，《鲁迅书简》出版。同月，《鲁迅全集补选》出版。

鲁迅评传

十一、鲁迅研究述评

这部年谱，编次既终了;笔者还想添一点尾声;把近年来的鲁迅研究作综合的评述，或许对于了解鲁迅的思想，不无小小的帮助。

鲁迅的作品，一直有人在那儿做分析研究。但是，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究竟鲁迅的思想，是不是也有矛盾的地方?对于这些矛盾的观点，我们该如何交代?前些日子，笔者也曾把他们所讲演的《文艺与政治的歧路》，特别提出来，写了一篇后记，因为鲁迅强调文艺与现实政治无法协调，不仅是那一回讲演这么说的，其他若干杂文也说到这一点。他说:&ot;文艺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歩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们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了。&ot;1这些话，放在历史上去看，不能说是不正确的。然而一定要替他说转来，那就更糟了。一个人的思想，本来容许有若干限度的矛盾，即使是圣人，也是不断地矛盾的;何况，鲁迅并不以圣人自许的。

鲁迅的思想，本来是兼容托尔斯泰的泛爱主义与尼釆的超人学说的，上文巳经提到过了;后来，他又在超人学说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之间，兼收并容。作为他自己的思想体系，本来是合理的，可能的。一定要用甲的尺度来剪去乙的成分，这就不成其为鲁迅了。许寿裳氏说:&ot;鲁迅之所以伟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ot;冷静则气宇深稳，明察万物;热烈则中心博爱，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实这二者是交相为用的。经过热烈的冷静，才是真冷静，也就是智;经过冷静的热烈，才是真热烈，也就是仁。鲁迅是仁智双修的人。这话本来说得很好，很对，但王士菁却说:&ot;这里的评论，并不恰当。鲁迅的作品之所以伟大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它密切地和革命相结合。即：为着党或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历史任务而斗争，并且光辉地发挥了它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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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文集》第7卷，第114、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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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所谓&39;仁，、&39;智v冷静，、6热烈，等等，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ot;王士菁

实在不了解鲁迅，这一种教条式的说法，反而空洞了。

许多研究鲁迅思想和作品的，都提到冯雪峰的《回忆鲁迅》;笔者和雪峰虽

是先后同学，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很深，正如他对我并不了解一样。他对于鲁迅

的了解究竟怎么样?我们且看他自己的近记。他说，他在一个名叫《无轨列车》

上，发表过一篇题名《革命与知识》的文章。也是关于一九二八年初创造社和鲁

迅的论争的。他说:&ot;我翻译过苏联的文艺政策，我很受这本书的影响。举例说，其中有对于宗派主义的正确的批评，因此我就有根据，敢于指出那时创造社

的相类似的宗派主义的存在，这是我受的好的影响。但其中也收录了讨论文艺政策的会议的发言记录，在发言记录中，就有几个机械论者和机会主义者的不少言论，我也同样受了影响了;例如我也机械地把鲁迅先生派定为所谓&39;同路人&39;，就是受的当时苏联几个机械论者的理论的影响。这几个机械论者后来在苏联是被批判和清箅了，可是他们就曾经对高尔基有过轻率和错误的认识，也曾经把高尔基看成为同路人的。我重读了鲁迅先生的几种作品之后，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机械论的错误（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被清算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但也已经觉得在那篇文章中，我完全没有认识鲁迅先生的战斗与工作的巨大的革命价值，这是我的错误的主要所在。所以我已经开始明白&39;我那文章虽然批评了创造社，并且替鲁迅先生辩护;然而我只是消极地辩护，却并没有真的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于是也没有认识鲁迅先生对革命的作用，。我的错误，在基本上是和那时创造社相同的，因为那时创造社打击鲁迅先生最

根本的原因，还是没有认识鲁迅先生的革命价值。不同的，只在于创造社是攻

击鲁迅先生，说他&39;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我则替鲁迅先生辩护，说他只是不革

命，但对革命却是无害的。而创造社攻击他，这是创造社的宗派主义，如此而已。

我并没有明确地承认鲁迅先生对于革命的积极作用和价值，同时也没有提出应该如何团结他的建议。&ot;我这么整段地引用了冯氏的话，我觉得冯氏本来的话并没有

说错，鲁迅本来只是同路人，并不一定要派他是革命的积极分子的，而一个同路人

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效果，也不一定在一个积极之下的。倒是他认为自己说

错了的一番话，可能是真的1兑错了。这也是一种教条主义的错误。

冯氏又说:&ot;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间，我在北京过那时所谓的流浪

生活，曾经走进北京大学的教室听过几次鲁迅先生的课。我得了一些印象，又

鲁迅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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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别人那里听来了一些，我判断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我在心里曾经这样地说他: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也确实有些所谓冷得可怕呵。我看见他号召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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