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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1页）

至于所谓&ldo;承平时代&rdo;，则更无人治可言。&ldo;人存政举，人亡政息&rdo;的事情是有的。但举也好，息也好，却与个人的品质、才干、魅力无关，也与政策本身的好坏无关，甚至与这个人的死活无关，而只与这个人的官位有关。如果是官（当然最好是皇帝），则无论蠢如刘禅，或者贪如严嵩，其政也举；如果不是官，或被罢了官，则无论能如曹操，或者清如海瑞，其政也息。政之举与息，惟与官之存亡相联系。官存，则其政也举；官罢，则其政也息。所以是&ldo;官治&rdo;，不是&ldo;人治&rdo;。

&ldo;官治&rdo;的依据就是&ldo;礼&rdo;。因为礼规定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同时也规定了高贵者代表着真理和道德，卑贱者则一定愚昧无知，时时都需要接受教育。这就叫&ldo;惟上智与下愚不移&rdo;。所以，一个人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不是官，就等于什么学问都没有，什么意见都不对。相反，皇帝的看法即便愚不可及，丹陛之下也总是一片颂扬：&ldo;皇上圣明。&rdo;长官的报告即便废话连篇，上级的决定即便谬以千里，也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总之，皇帝总是圣明的，长官总是英明的，上级总是高明的‐‐&ldo;三明主义&rdo;。

显然，官治就是礼治，而礼治则本之于德治。因为德治是一种&ldo;软控制&rdo;，如无礼法和礼仪之具体化，就无法操作。可见礼只是手段，德才是目的，官则是德与礼或德治与礼治的人格化。因此，官治也好，礼治也好，便都可以说是&ldo;以道德代法制&rdo;。

抽象地讲，&ldo;以道德代法制&rdo;也未必就不好，如果确能代替的话。原始氏族社会就没有法或法制，靠什么来管理，来处理和维系人际关系？靠道德，靠礼仪。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和礼治，其实就是从原始氏族社会继承过来的。它既然在原始社会行之有效，就不能说在古代社会一定不可实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评说&ldo;以道德代法制&rdo;的是非对错，而要问：第一，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要&ldo;以道德代法制&rdo;？第二，用以代替法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第三，这样一种制度空间可行不可行？

这就要说文化了。

的确，以道德代法制，正是中国文化的性质决定的。前面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对于这样一种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生存。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回为法制只能规定人们不准做什么，不能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比如它只能规定不得伤害他人，却不能规定必须热爱他人；只能规定不得损害群体利益，却不能规定必须为群体谋求利益。即便规定，也顶多只能规定你出力，无法保证你尽心。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团结，法制在许多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比方说，一个人够不够意思，讲不讲交情，能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有没有为群体利益献身的精神等等，法制都管不了。所以，法制代替不了道德。相反，道德却有可能代替法制。你想，如果每个人都是正人君子、菩萨圣贤，这样的社会，还需要法制来防范或者保护某个人吗？

显然，&ldo;以道德代法制&rdo;是否可行，关键在于有没有呆能使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这里，重要的是&ldo;一个都不能少&rdo;。因为&ldo;千里之堤，溃于蚁穴&rdo;。有一个不道德的，就可能会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最后就是不可收拾。但，有谁能保证一个不落地都是道德高尚者呢？没有。至少目前没有。所以，&ldo;以道德代法制&rdo;就只能是理想，变不了现实。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坚持&ldo;以道德代法制&rdo;？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上，产生不了法制。法制有一个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平等，也才能够产生法。什么是法？法就是&ldo;全民公约&rdo;。它的前提，是首先要承认所有人都是单独的、个体的、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正因为这些人都是单个的，相互之间没有依附关系，谁也管不了谁，谁都想自行其是，因此，如无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以制约，势必天下大乱，谁也无法生存。这就需要有一个对每个人都管用的东西。显然，对于这些人格既独立、意志也自由的个个人而言，只有他们自己的共同约定，才可能对每个人都管用。这就是法。换言之，法，就是某一社会中全体个人的共同约法。它既然是大家共同约定的，当然每个人都得遵守，同时当然也会无所偏私地保护每个人，这就叫&ldo;法律面前人人平等&rdo;。可见，法制文化的前提，是个体意识，是人与人之间的独立和平等。独立，才会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制。

人格不平等的人确实无须乎法。&ldo;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rdo;既然如此，还要法干什么？有律就行。比方说，谋逆，凌迟；大不敬，斩立决；不孝，绞；以及&ldo;十恶不赦&rdo;（即谋反等十种最严重的罪行不得赦免）等等。显然，律的作用，不地审为了统治都在实施惩罚时操作方便，同时也显得&ldo;公平&rdo;而已。因此它又叫&ldo;刑律&rdo;、&ldo;律条&rdo;。即便被称作&ldo;法律&rdo;，也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相去甚远，完全不是一回事。

人格不平等的人也产生不了法。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只有服从，无法约定。皇帝口衔天宪，乾纲独断，令行禁止，说一不二，约什么法？所以，中国古代只有&ldo;王法&rdo;，没有&ldo;约法&rdo;。虽然也有&ldo;约法三章&rdo;的说法，但那&ldo;约法&rdo;从来就是单方面的。比如刘邦入咸阳，与秦中父老的&ldo;约法&rdo;（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便不过是刘邦单方面宣布的新王法。新王法比旧王法好，秦中百姓无不拥护。即便不是拥护，也无可奈何，因为根本就没有商量。王法王法，就是王的法，子民岂能置喙？

同样，所谓&ldo;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rdo;，也是骗人的鬼话。王子能犯什么法？除非是谋反。其他的，便只能叫&ldo;过失&rdo;。即便有了过失，也要另找替罪羊，由他人代为受过。比如皇太子读书不用功，受罚的便只能是陪读者。春秋时，晋悼公的弟弟公子扬干犯军规，执法官魏絳也不过只是将其车夫斩首。魏絳的&ldo;执法如山&rdo;是有名的，也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礼，就是&ldo;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rdo;，没什么平等可言。况且，如果王子犯法，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要与庶民同罪，那么皇帝犯法又与谁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不通吧？

法制既然无由产生，则只能诉诸道德。

道德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行为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种：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平等的关系产生平等的道德，不平等的关系则有赖于不平等的&ldo;伦理&rdo;。中国古代社会所谓&ldo;伦理道德&rdo;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即：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君要臣遵守的（忠），君不必遵守；父要子做到的（孝），父不必履行。没有一种对每个人都同等有效或必须共同遵守的的&ldo;公德&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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