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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出土的宋代铜钱

在禁止海商&ldo;擅载外国入贡&rdo;的同时，宋政府又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ldo;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rdo;。对&ldo;招商引资&rdo;有突出贡献的海商，政府还会给予奖励：&ldo;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rdo;。

大宋的任何海商，只要到宋政府设于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的市舶司领取&ldo;公凭&rdo;（外贸许可证），便可贩运商货出海，将他们的商船驶往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甚至地中海。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港口也对海外蕃商敞开门户，欢迎蕃商来华贸易。蕃商的在华利益与权利受到宋政府的保护，宋高宗时期的一条立法称：&ldo;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rdo;

在泉州、广州等蕃商聚居的港口城市，宋政府还设有&ldo;蕃坊&rdo;，供外国商人居住。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对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宋政府都给予尊重。又修建&ldo;蕃学&rdo;，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数百年后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向清乾隆皇帝提出的通商请求，完全没有超过宋代已施行的开放政策。

当然，保持门户开放与发展海外贸易的结果，就是宋钱无可避免地流向海外，导致国内发生&ldo;钱荒&rdo;。怎么办？宋政府的应对方案是发行纸币。南宋的市场规模不亚于北宋，但南宋的铸钱量远远比不上北宋，这是因为纸币‐‐&ldo;会子&rdo;在南宋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南宋&ldo;会子&rdo;的前身是北宋&ldo;交子&rdo;。&ldo;交子&rdo;还不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必须有准备金作为信用保证。北宋的经济学者还发现，国家发行纸币，准备金不需要足额，只要有23的准备金便可以维持币值的稳定。而&ldo;会子&rdo;则是完全的信用货币了，已不需要准备金，南宋的经济学者已经明白，纸币的面值完全可以用国家信用来背书：&ldo;欲求其（纸币）价常赢而无亏损之患，常用于官而不滞于私，则可矣。&rdo;而纸币贬值则是因为国家滥印钞票，&ldo;楮（纸币）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rdo;

诞生于宋朝的纸币让后来的欧洲商人感到不可思议。13世纪从欧洲来到中国旅行的意大利商人马可&iddot;波罗发现，元朝商民所使用的货币并不是欧洲人熟悉的金银，而是一种神奇的纸张，马可&iddot;波罗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张自身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楮纸居然可以在市场上购买任何商品，只好将纸币形容为&ldo;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rdo;。

元朝流通的纸币，当然不是&ldo;大汗&rdo;的发明，而是宋朝文明的遗物。

&ldo;宋代中国若自由发展下去，将可能主导航海世界&rdo;

宋朝政府对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商业的热切，动机可能很简单：商业税能够更加快速地扩张财政。但我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当政府将关切的目光从传统农业税转移到商业税上面时，势必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为了扩大商业税的税基，政府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为发展工商业，政府需要积极修筑运河，以服务于长途贸易；需要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贸易；需要发行信用货币、有价证券与金融网络，以助商人完全交易；需要完善民商法，以对付日益复杂的利益纠纷；需要创新市场机制，使商业机构更加适应市场，创造更大利润……最后极有可能促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历史最终没有给予宋代中国发展出资本主义体系的机会。不过，宋王朝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发育出不同于其他王朝的文明状态。也许数字更能直观地说明问题：

从财税结构的角度来看，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来自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占了70的比重；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这是历代王朝从未有过的事情。晚清在洋务运动后的1885年，田赋的比重才下降至48，关税、盐课与厘金的收入总算占了52。在南宋政府每年近一亿贯的财政收入中，来自市舶的收入（包括进口商品抽税、进口香药专营利润）最高贡献了340万贯，大约占34。

从外贸依存度的角度来看，北宋后期，宋王朝一年的进出口总额超过2300万贯，到了南宋绍兴晚年，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800万贯。北宋后期，东南沿海一带的外贸依存度达到115，南宋时期的外贸依存度就更高了。要知道，197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只有98（参见熊燕军论文《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增长的程度估测及其历史命运》）。

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北宋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1，南宋时达到224，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如果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宋代中国不可能形成历史上最高比例的城市人口。

从人均国民收入的角度来看，据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先生的统计，北宋末1121年，宋人的人均国民收入为75两白银，远远超过&ldo;资本主义萌芽&rdo;的晚明与清代的&ldo;乾隆盛世&rdo;。这是纵向的比较。来看横向的比较，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iddot;麦迪森认为：&ldo;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rdo;换言之，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优于中国其他王朝，而且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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