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家事电视剧(耕文轩主人)_第六十五章吴越王家乡的陌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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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章吴越王家乡的陌上花（第1页）

熙宁六年七月初三，立秋日。

眼看天一入秋，地里的庄稼都要被旱死了，可天上却没有一丝要下雨的迹象。于是，苏轼就按照知府大人的嘱咐，专门写了一篇虔诚的《祷雨天竺观音文》，并专门带上钱塘县令周邠、仁和县令徐璹到天竺寺祷雨。说起祷雨这种民间活动，早在我国西汉时期的历史中就有记载，到了苏轼的时代，更是一种连官方也参与其中的所谓祈禳丰收的巫术活动。我们知道，苏轼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早年在凤翔府时就参与过多次的为民祷雨活动。

祷雨结束，苏轼一行就夜宿灵隐寺。灵隐寺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始建于东晋咸和初年，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到这种地方借宿，对于笃信佛学的苏轼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美中不足的是，苏轼这两天身体有恙，但还是在这初秋的季节里，抱病游览了杭州的净慈寺，拜访了圆照禅师宗本。另外还游览了祖塔院，观看了虎跑泉，然后再游览了佛日山净慧寺。

正当苏轼在马不停蹄地游览佛寺之际，朝中官员沈括被朝廷派往杭州视察新法的执行情况，沈括此次的具体受命是要巡察两浙的农田、水利、差役等事。

沈括到了杭州，首先与老同事苏轼谈论了旧情，把苏轼这一时期的新作（主要是诗词）抄录了一份，这也是当时文人间的正常交流活动。

谁知，回到京师后，沈括就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详细地“注释”理一番，全部交给了皇帝，目的是揭发苏轼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这是老沈这位大科学家对苏轼的第一次下手，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是，元丰二年（1079），御史何正臣、李定又上表弹劾苏轼，乌台诗案终于爆发。次年，苏轼被贬黄州，牵连亲友三十多名，涉及诗词一百多首。当然，沈括虽不是事件的主谋，但沈括正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我们在这里先不说沈括的劣迹，这时候苏轼还把他当成是前同事，丝毫没有对此人设防，所以沈括至少在苏轼心中尚没有什么值得痛恨的地方。

刘敞的弟弟刘邠这几天寄诗及书信来，苏轼得知刘邠泰州通判的三年任期已经结束，近日将会来杭。

对于刘敞（字原父）、刘邠（字贡父）这对亲兄弟，苏轼不仅都与之有着诗词唱和，而且也都是苏轼值得敬仰的士人。刘敞博学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能识古文铭识，并因此考知出三代制度与先儒所说的有不同之处。苏轼后来喜爱古器物大概率也是受到了刘敞的影响。对于风头正盛的王安石，满朝惟有刘敞、刘攽兄弟敢于抑其锋芒，这也是苏轼所看重的地方。刘原父对于苏轼还曾数度提携，做考官时，对于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刘邠到杭州后，被苏轼邀请去一起泛舟西湖，其时正值张先自湖州回杭，就一起结伴游湖赋诗。

当苏轼一行乘坐的船只到了湖心处时，有一小舟翩然而至，舟中有一妇人容貌甚。及见到苏轼，妇人就自述自己自少年时就极为仰慕苏轼的高名，因为尚在闺中而无缘相见。自己今日已经嫁为人妇，闻公游湖，于是就冒昧上前叨扰。

妇人自称善于弹筝，愿献上一曲，想换取苏轼的一首小词以为终身之荣。

苏轼闻听此言，自然是无法相却，于是乃援笔立就，赋以《江城子》与那妇人。词中有“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之句，既实写水面荷花，又是以出水芙蓉比喻弹筝的美人。

苏轼还在词中自注：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可惜的是，现在张先的词已不存。

公务闲暇之时，苏轼还游览了孤山上的柏堂及竹阁。正当他们在有美堂中豪饮之时，正好天降暴雨，只得雨后与陈襄自有美堂乘月夜归。

八月十五，正是钱塘观潮的最佳之际，苏轼自然是不会错过的。

在安济亭上观潮时，苏轼一连写下五首七绝，前三首均无异样，但到了第四首，有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被变法派指为苏轼借此言弄潮之人贪污官家利物，致使常常有弄潮儿溺水而亡者，所以朝廷就不得不降旨禁止弄潮。苏轼的话也被他人理解为指摘朝廷好兴水利，却不知利少而害多。

在苏轼的心中，吴越王钱镠（音留）是他的偶像，因为吴越王曾经以弓弩射击潮头，与海神恶战，杭州城连年被潮头直打罗刹石，吴越王钱尚父张弓以待潮至，逆潮头而射之，由是潮退。自此以后，潮水便不敢轻易地接近杭州城头。

正当苏轼在安济亭上兴致勃勃地观潮之际，他的老朋友、钱塘县令、周邠的老丈人陈舜俞却独自在垂虹亭赏月，赏就赏吧，重情重义的老陈还作了诗怀念和苏轼一同游玩的时光。

到了杭州以后，苏轼的词作也慢慢多了起来，在观潮时写下了《瑞鹧鸪》，在本月重游风水洞是又写下了《临江仙》，只是，此际苏轼的词都仍旧是停留在写景状物之上，他的“豪放派”词风还远未形成。

按照惯例，苏轼近日要到下属各县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