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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ldo;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rdo;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1906年12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章太炎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ot;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ot;1。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ot;秀才造反&ot;的不彻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ot;强盗结义&ot;，不是&ot;秀才造反&ot;；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ot;强盗结义&ot;，而&ot;秀才&ot;已开始迹近&ot;造反&ot;，不过&ot;秀才&ot;是不愿把自己卷入&ot;强盗结义&ot;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ot;秀才造反&ot;为主，而且&ot;秀才&ot;还想运用&ot;强盗&ot;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ot;强盗&ot;和&ot;秀才&ot;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把1840-1919年的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但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了。这四个时期就是：

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年），本书中的第一编就是写的这个时期。学术界中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下限不应当摆在1864年而应该摆在1873年，但是1864年天京的沦陷毕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移到别的方面去了。

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年）。这一时期在本书中占了两编（即第二、第三编）。对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该是1905年而不是1901年。但是在我看来，1901年以后的几年，已经是从1905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时期（&ot;秀才&ot;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1864年到1894年或1895年划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1911年。我认为如果分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1864-1895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革命高潮说来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1911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总之，1901年是一个重要的划时期的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二十世纪的开始，而是因为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年）。这是本书中的第四编。本书不采取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所谓&ot;二次革命&ot;的失败才宣告结束的看法，也不采取把这个时期一直延长到1919年的看法。因为在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终结。

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年）。这是本书的第五编。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合为一个时期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基本结构。

这本书，本来是想写成一本可供一般读者浏览而不至于感到十分枯燥的书。这个目的未必能够达到。书中固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也尽可能吸取了学术界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全国解放以后，学术界对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期间的历史做过很多工作，包括资料收集工作和研究工作。不借助于这些工作成果，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从1966年起十年之久，近代史研究工作，如同其他部门的研究工作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近三年多来，近代史研究工作复苏了。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开始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新的看法。有些问题在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但提出这些问题至少也使人得到启发。我正在这时整理和编定这本稿子，可说是件幸运的事。但是由于自己能力的限制，而且见闻不周，无论学术界以往的成果，还是近几年的新成果，一定还有不少是应该吸取而没有能吸取的。

写这本书得到不少朋友的助力。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苏沛、滕文生二同志外，张枬、郑惠、孙洁人、陈铭康、郑则民、石仲泉等同志，或者在本书开始撰写时，或者在全书整理修改时给予作者以协助，孙洁人同志编了附在书未的人名索引。还蒙丁名楠、戴逸、金冲及、荣孟源等同志阅读了书稿的部分篇章，提出了很多可贵的修改意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陈汉孝、林言椒、邓卫中等同志也给了本书作者以很大帮助。

对于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养料的作家们，对于在写作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朋友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胡绳

198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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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出这种建议的不止一个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的意见》一文中说：&ot;有人说，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应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我赞成这个意见&ot;（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页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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