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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1页）

咸丰七年（1857年）太平军开始在安徽战场上和捻军的张洛行、龚得树合作。捻军参加了太平军在皖南的一些战役。太平军由于有了捻军的合作能够方便地出入于皖北、豫东。这时，太平军还派出了一支由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统率的部队经河南而入陕西，企图开辟西北战场。太平军与捻军的合作对清朝造成很大的威胁。曾国藩于咸丰九年（1859年）惊叹说：&ldo;河南粤捻丛杂，东至清淮，西至确山，二千余里，无一干净之土&rdo;1！

清朝官方本来认为捻军只是所谓&ldo;流贼&rdo;。负责剿捻的袁甲三说：&ldo;数年以前之贼（指捻军‐‐引者），不知沟垒可恃，专心以野战为强。自咸丰七年以后，皆知深沟高垒，以守为战。而攻剿愈觉费手&rdo;2。对这个说法应该补充的是，坚持斗争的捻军在咸丰七年学到新的东西以后也并没有丢掉他们的善于流动作战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咸丰七年以后，太平军曾几次采取迂回运动作战的策略击败敌人，因而能够如前面所说过的在安徽战场上打出了个较好的局面，不象在湖北和江西战场上因呆板地实行单纯防御而致失利，这表明他们从捻军也是学到了点东西的。

但是也不能不指出，太平军在安徽与捻军及其他地方势力合作中吃了些很大的亏。

第一个明显的亏就是李昭寿的投敌。李昭寿本来是个在鄂、皖边界的捻军的小头头，他在湖北英山归降了清朝，然后又杀掉了英山的清朝官员而投向太平军，成为李秀成的部将。太平军和张洛行的捻军合作就是李昭寿从中牵线的结果。李昭寿虽然加入太平军，但他的部下很多人抽鸦片烟，并且各自掠夺财物，据为己有，陈玉成发现后大怒，曾表示要斩他。但李秀成对他很信任。在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太平军打破江北大营后，李秀成调李昭寿的部队守滁州等城市，李昭寿几乎一到驻地就向清朝的钦差大臣胜保投降了。而且他还让他的同伙驻江浦的薛之元也投降。他们的投降造成天京被围的形势，迫使在西线的太平军只能东返，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了。李昭寿（他降清后改名为世忠）这回降清后，官做到松江提督，以至成为剿捻的大帅袁甲三的帮办。

第二个明显的大亏出在苗沛霖的身上。苗沛霖原是安徽凤台的一个秀才，他在家乡组织团练，立寨自卫，和捻军进行了几次战斗，击退了向他进攻的捻军。所以他本来并不是捻军，而是捻军的对头。清朝当局因为他积极参加剿捻，封给他四川川北道的官衔，令他督办安徽省团练。苗沛霖得到这个地位后，就把皖北的团练都控制在自己手里，成为独霸一方的局面。咸丰九年（1859年）他率部随袁甲三在凤阳攻打张洛行的捻军，自以为功劳很大而没有得到更高的权位，非常不满意。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侵略军入北京，皇帝逃到热河的消息传来时，苗沛霖大喜说：&ot;时候到了&ot;1。这年十一月，他就&ot;造反&ot;起来了。他一面围攻清朝的安徽巡抚翁同书驻地寿州，一面派使者去联络捻军张洛行，还派使者到南京表示归顺太平天国。张洛行表示愿意和他修好，于是他才同捻军结合起来。太平天国也对他一点不怀疑，立刻封他为&ot;奏王&ot;。威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下旬，他攻陷寿州城。这时，清朝的新的皇帝（同治）即位后已经回到了北京，而太平军已在安庆会战中失败，形势看来不妙。苗沛霖决定采取脚踏两条船的办法。他优礼俘获的安徽巡抚翁同书，并经过他向清朝表示将在适当时机回到清朝方面去。清朝的钦差大臣胜保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初到安徽督师，苗沛霖立即同胜保进行联系，暗中投降。在张洛行的捻军正同太平军一起围攻颖州（阜阳）时，苗沛霖向张洛行的背后突然发动攻击，使张洛行全军溃散2。这是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间的事。与此同时，陈玉成在淮南的庐州（合肥）受到敌军围攻，四月里突围北走。他这时还不知道苗沛霖已经投降清朝，以为可以经过苗的地区而到皖北。苗沛霖假意欢迎陈玉成进入寿州城，把陈玉成和随从他的人都轻易的俘虏了献给清朝当局。陈玉成这个贫农出身的青年英雄就这样牺牲在这个两面三刀的反革命分子的手里。但苗沛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清朝当局的信任，没有能官复原职。不久后，他又起兵&ot;造反&ot;，这回他已经完全孤立，因此，清朝当局并不太费力地就把他和他的部队消灭了。

类似李昭寿和苗沛霖这样的使太平军吃了亏的人另外也还有一些。本来，不但苗沛霖这样的假捻军不应当轻易信任，就是捻军，它的某些领导人和部队中的游民习气和其他坏习气也是需要改造的。太平天国初期在从广西到南京进军途中，曾经能够把各种不同来源的农民起义力量团结到自己内部来，溶化成为一个整体。但在此以后，它基本上只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拒绝合体，例如对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另一种办法是大开门户，无条件地收容。当它感到兵源愈来愈困难时，就愈来愈采取后一种办法。但这种办法，同拒绝合作一样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从天地会的问题上已经看到的了。

（三）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

石达开在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离开天京，脱离太平天国独立行动，在安徽带了他的部队进入江西。前面已经说过，他对江西的战局没有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当他在八年二月退出江西时反而还带走了一些太平军的部队。这样，太平天国当时大部分最精锐的部队都被石达开拉跑。石达开率领了这些部队在以后一年多中间，辗转作战于浙江、福建、湖南三省，敌方没有用很大的兵力对付他，他却始终打不开一个局面。这就是因为他的分裂行动并没有使他的部下信服的理由。在没有足以鼓舞群众斗志的政治目的的情况下，强兵也变成了弱兵。所以陆续有些跟从他的部队脱离了他，回到太平天国。等到九年七月他率部进入广西，在广西停顿了两年多的过程中，脱离他而返师江西回归太平天国的部队甚至有二十万人之多。他的部属也有一些在广西投降了清朝。石达开后来自己说，他在广西时曾心灰意懒，&ot;想要隐居山林&ot;。但&ot;因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ot;1所以只好再干下去。抱着这种退坡的阴暗情绪，他在十一年又聚众数万人出广西，由湖南到鄂西想进入四川。由于清军阻拦，他无法渡过长江，被迫西趋贵州、云南，最后到了云南的昭通，由此渡过金沙江，想抢渡大渡河以进入四川腹地。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间他的全军主力在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被堵击围攻的敌人所困住。这时石达开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请降，束手就擒。他以为，即使牺牲他个人，也还可以保全全军的生命。但是在他身边和他一起放下武器的部将二百多人，士兵二千多人，全部被处死，他自己也被押解到成都，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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