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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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第1页）

3。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西欧制定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计划，给予疲惫困惑的西欧人新的希望，为他们打开新的视野。我们现在还只是把西欧问题当作与苏联达成协议的潜在主题而已。

1947年

对凯南来说，写日记已经成了他在遭遇挫折和失望时宣泄情感的方式。很明显，在1947年，这种情感需求并不多。下面这首诗是他这一年中唯一的一篇日记。也是在这一年，凯南的事业达到巅峰。他成为美国最有声望的苏联问题专家，接受国务卿乔治&iddot;马歇尔任命，成为国务院新成立的政策规划室主任，5月7日正式走马上任。在一位忠心助手的协助下，凯南就各种问题精心准备了咨政报告。尽管他的建议并不总是被采纳，但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7月，《外交》季刊刊登了凯南以&ldo;x&rdo;为署名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在文中他把苏联的对外扩张比作一辆上了发条的玩具车，必须受到遏制。人们很快就知道是凯南写了这篇文章，他也由此在国内获得了声望。他的很多思想成为马歇尔计划的根基。在巴黎，在争取巨额援助以重建西欧（包括西德在内）的谈判中，凯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凯南在个人问题方面的沉默，至少在日记中表现出来的沉默，也可视作他对这方面比较满意的表现。不过，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

●8月27日‐9月5日，返航，黎明时分经大西洋中部，巴黎之旅步出这繁星与迷雾的变幻世界，黎明‐‐已急不可待‐‐

如利剑刺穿云层，

在浩瀚海洋上布下斑斓。

莫让这渐明的光亮半球，

诱惑闲居的朝圣者赶赴目的地：

他也许不希望‐‐与张扬的黎明相对‐‐

看着他的厄运如黑夜般隐去。

他踏上这无休无止的航程，

就不会再有安歇之地。也许，

他内心的宁静源于一种满足：

作为命运女神温和耐心的申索者，

他听到时光女神的衣袂在窸窣作响，

觊觎着摩挲女神那闪亮的裙裾。

1948年

尽管凯南已经跻身美国冷战时期首屈一指的战略家行列，但是从1948年开始，他与杜鲁门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产生了分歧。1947年，他就在非正式场合批评过杜鲁门主义的全球扩张政策。他认为，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希腊和土耳其援助问题上。虽然凯南提倡通过隐秘行动以及&ldo;黑色宣传&rdo;稳妥地控制局势，但他同时也将冷战政策视为有限的政策。与莫斯科的对抗应该限制在政治方面，而不应涉及军事领域，并且应该避免与其周边的国家‐‐例如中国等不那么重要的国家开展对抗。此外，2月，凯南还建议，鉴于西欧地区已经显示出复苏的态势，这就意味着与莫斯科正式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论及最适合进行这一谈判的外交官时，凯南实际上是在毛遂自荐。总之，1948年，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对抗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尽管凯南依旧是坚定的冷战政策支持者，但也开始寻求缓和这种紧张局势的途径。

●1月22日，华盛顿

关于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问题。我们决定今年不在本届政府成员中提名候选人。我担心这种荣誉的归属问题总会带来很多麻烦。和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不能说&ldo;和平&rdo;是一种特定的东西，每个人都渴望&ldo;和平&rdo;。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可以说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获得这份殊荣，因为他比我们都付出了更艰辛的努力和更多的精力，去追求他所在乎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和平。一定要问清楚：&ldo;是哪种和平？&rdo;&ldo;是谁的和平？&rdo;

还开了一个会讨论国务卿演讲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务卿的演讲安排。我觉得当前的安排让国务卿插手的事情过多，使他的话语分量减轻，降低了他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大量的演讲占用了他处理其他要事的时间，浪费了很多宝贵的精力。我个人的观点是除非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或者出现必须由国务卿公布的新情况，否则他不宜轻易开口。我们应该有意营造一种氛围，即只要我们的国务卿开口说话，不仅全世界都想去解读，而且迫切想要透彻地去研究。其他人大多反对我的观点，但我还是成功地让国务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大幅度减少公开露面的时间。未来三个月内，国务卿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时间总和不会超过一个月。

●1月23日

人们还是接连不断地来找我应付让人挠头的国会形势报告和媒体报告，这些报告对国务院的决策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坚决主张削减欧洲援助计划的数量，将其从国务院工作中取消。我并不反对组建一个新的行政部门，让它独立于国务院的常规架构，负责实施援助计划。但是，这个计划首先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实施的。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对它的日常监管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脱离了国务院的有效控制，或者派驻他国执行计划的官员不服从该国负责人的协调和管理，那么最终只能指向一个后果，即让那些一直致力于为美国寻求有效对欧政策之人的愿望化为泡影。此外，如果缩减援助计划，使其本质上不再是巴黎会议[3]上提及的那个计划，那么它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也违背了制定该计划的初衷。一旦出现这样的意外情况，我本人和积极参与制定美国政策的同事们，就再也没有理由继续参与政府框架内任何有价值的政策制定工作了。因为届时政府中任何人的直接行动都不能修复已经造成的损害，到时人们最希望看到只能是公众的理解，理解这个国家在执行战后外交政策时为什么如此力不从心。这些理由会极大地影响到政府执行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也会对公众和媒体对本国外交政策的态度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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