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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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章（第1页）

波伏瓦：但你的生活‐‐至少是战后的生活‐‐不完全是像你说的那样有条理、有规律。有时你并没有在巴黎呆上九个月。有一年你在美国呆了四个月，第二年在不是假期的时间你又在美国呆了一阵。你去古巴是在2月。

1950年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旅行然后在非洲，这大约是4月份。而这一年夏天我们没有度很长的假。我们的生活节奏比你说的更多变一些，更奇异一些。而且我们还度复活节假。

萨特：是这样的。但这儿仍然保有九个月‐‐三个月的框架。在这九个月中有一些未曾料到的事情，但我仍然保持了九个月‐‐三个月的划分。即使我在工作时期有一个旅行，它跟夏季假日旅行的意义不是完全相同的。

波伏瓦：你说在你的记忆中九个月被缩成为一天。而你在巴黎的生活完全是多样化的。你把它说得太程序化。

萨特：一天一天这是程序化的，每一天都有同样的程序。我大约八点半起床;九点半开始工作直到一点半‐‐有人来看我时就工作到十二点半。然后吃午饭，通常在&ldo;圆顶&rdo;。吃完午饭大约三点。三点到五点我去看望朋友。五点到九点我在家工作。至少在我变瞎了‐‐或者我几乎看不清什么，再不能读和写‐‐以前的这些年我的时间表就是这样的。甚至现在，我也常坐在我的椅子上，坐在书桌旁，写很少一点点东西。我有时做做笔记，但我自己再也看不清楚，而你读给我听。九点我同你或另外一个人‐‐通常是你‐‐

‐起吃晚饭。现在有时我们在你的房间吃晚饭。我们常去饭馆，但现在我们吃不完一块馅饼或者你房间里类似的食品，晚上我们谈话或听音乐。半夜时分我上床睡觉。一天的日程就是这样安排的。一天一天很少变化。我有些天见到你的时间多一些，有时少一些。

波伏瓦：你并不是总是跟同一个人一起吃午饭或度过一个晚上，但这有一个较固定的程序‐‐星期一，一个人;星期二，另一个人;星期三，第三个人，等等。这样一星期的程序多少是不变的。这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相对于你的九个月‐‐三个月的划分，你对每天和每星期的生活也有一个非常详细的程序。这是一个十分有规律的情况。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程序?

萨特：我不知道，但你不要忘记，这个时间表首先是一种形式。它的内容仅仅依我而定。例如，如果我下午工作三个小时，这一星期的每一天就不相同。

波伏瓦：当然。就约会而言，人们想来看你，他们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如果你每一次都必得安排一个约会，这是太令人难解了。人们可能完全不再信任你。我觉得你自己有些让你同他人的关系中的惰性实践方面给牵制住了，我的意思是你从不改变你要去看的人们的时间。每个人都有些像这样，但我同人们的关系是较易变化的。就你而言，这特别是一种妨碍。

萨特：是的，但在这种妨碍中强制性故因素是安排聚会的时间。而在聚会中发生的事是常变的。

波伏瓦：这是真的，有时我们晚上谈话，有时我读东西给你听，有时我们听音乐。

萨特：有些人是让我经受了十分单调重复的一小时，又一个小时。波伏瓦：这是说你常感到厌倦吗?萨特：确切地说不是这，但我认为事情本可以绷得更紧些。我们的生活可能包含有一些重复之处。但这并不让我厌倦。我可以乐于再次听到同样的人说同样一件事。不，这不让我厌烦。但事实是时间通常太长，而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和实现他希望完成的活动时，时间又太短，这没有足够时间或者是因为人们反对这个活动，或者是他遇到了困难。其次，当我有一个令人愉快的时间而它不得不在十点钟结束，因为我必须工作，这时间就显得太短。确切地说时间决不是它应该是的那个样子，也就是说，时间决不会确切地符合于某个确定的东西，既不超出也不缺乏。

波伏瓦：有一段时间你常说&ldo;同钟点对着干&rdo;。这是在你手中有了非常沉重的工作时，像写《福楼拜》的时候或以前写《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你有一种缺乏时间完成它的感觉，你不得不以一种几乎是神经质的方式同钟点作斗争，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你服用科里特拉纳的原因。

萨特：写《福楼拜》时这种感觉较少，写《辩证理性批判》时这种感受比较强烈。最后我还是没有完成《辩证理性批判》。我写了很长一部分，但没有发表，也没有写完。它可以作为这书的另一卷。进一步说，我同时间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我没有完成的这些书：我的小说，《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福楼拜》，等等。这些书没有完成也不是什么很坏的事，因为对它们感兴趣的人们可以完成它们或者写出同样的作品来。但这是一个事实：我常有一种恐慌或变化使我突然决定‐‐一个令人不快的决定‐‐就此停止而不完成我正在写的书。这很奇怪，因为我常常认为自己是十分沉着自信的;我看待自己的书有些像看待我的外祖父写的那些东西‐‐作为阅读材料的书。起初你开始写，最后你完成它。它们都写得很严密。十岁时我想，我写的所有的书都有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我要很认真地写，把我应该说的一切都写进去，而现在我七十岁，回顾展现在我身后的东西，我看到有许多书是我没有完成的。

波伏瓦：是不是因为你对未来设想得过于广大?你在作这种未来的设想时，另外一些东西缠住了你，引起了你的兴趣，得到了你的注意，于是你放弃了以前的计划。

萨特：我想是这样的。我终止了长篇小说的写作无疑是因为，那关于战时巴黎抵抗运动的最后一卷不再符合于第四共和国下的法国政治生活。我不可能在经历1950年的政治生活的同时又通过想象来重现我们在1942年和1943年度过的生活。我是面临着一种困难，一个历史学家也许有可能克服，

但一个小说家却不可能克服它。

波伏瓦：我想其它一些未完成的书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你的计划的时间范围太广，你作计划时没有考虑到那些特别的情况会发生，而最后它们赢得了时间，因为它们是处在现在的境况之中。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和《家庭的白痴》部分地关涉到现在;《家庭的白痴》是开头部分，《辩证理性批判》是结尾部分。这些部分给这两部书造成了某种损害。

波伏瓦：你说了时间决不是完全正确的，它总是太短或太长。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你是放松的，你只是在闲逛或沉思，人同时间的关系不是紧张的?萨特：这样的时刻很多，每天都有。我坐在书桌旁写作时我是紧张的。这是一个紧张的时间，而我发现它很难维持长久。我感到在三个小时后我就不能做我想做的工作。于是就有我称作私人生活的那一部分时间，虽然事实上它们跟其余的部分一样也是共有的，社会性的。我同你在一起时有时也安排一些事情做做，然后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但像昨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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