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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章 所谓的民族融合（第1页）

作为后世来人，朱由校不会不明白儒家思想对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影响究竟有多深刻有多广泛。

自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便已奠定了儒家学说在后世千年的统治教化地位。以至中华的文明史中无处不烙刻着儒学的印记。自汉唐到明清，儒家学说更是通过不断调整自身的理论来契合统治者的统治需求，儒家的地位也逐渐被推上了神坛，孔老夫子也就渐渐被圣化甚至神化。

随着华夏大地上的朝代更迭，儒家也不免在一次次的政治动荡中冲刷变革，发展到如今的大明，只怕最精通儒学的大儒也无法分清如今的这种儒家思想中还蕴含有多少儒学初创时候的成分。

历代统治者都以儒学的名义对百姓进行所谓的教化，目的却是使百姓成为集权统治制度下的“安民”和“顺民”。虽然儒家的“仁义”、“忠君”、“大一统”等思想得到了历朝统治者的认同也更有利于家天下王朝的统治，但作为只为一家一姓服务的统治工具，儒学人为地把人分出了尊卑等级，严重桎梏了人们的思想。

哪怕到了后世，深受儒家糟粕毒害的官本位思想影响下，部分官吏还是把鱼肉百姓、当官求财当做了理所应当；不然也不会有人还敢堂而皇之的为贪腐开脱，竟大言不惭地说贪腐会变相地促进经济发展！

朱由校搞出来的夏教，不仅将儒释道三教精髓混而为一，又以孟子的民本说、荀子的人性本恶、大一统思想为根基，更是把法家依法治国、变革图强的理念写进了教义。

再加上朱由校还很巧妙的把墨家追求“大同世界”的理念作为夏教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更是以道、释的经典来切合“天人之道”来用以打造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精神世界。

至于他所赞扬的华夏民族为神族后裔，虽难免有血统论之嫌，但在大航海已经到来，殖民地遍地开花的世界，若是大明的统治阶级在他的手下还只知道奴役本民族百姓，那是他岂不有些对不起自己白捡的这一世小命。

后世人总是站在自己高高筑起的道德高台来批判奴隶贸易，但欧洲和美国的强大本就是建立在黑奴的血泪之上。

称霸世界的欲望从来不是生来就有，而是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而不断增长而生。一旦具备了称霸的实力，开始形成称霸的念头，这股欲望只会抑制不住地膨胀迸发。

想要称霸，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便是付诸战争，而有战争就有杀戮，只要存在杀戮，你的刀子不硬，道德仁义讲的天花乱坠都只是在放屁罢了。

贯彻法治、贯彻勇猛刚烈的公羊学说，以法治治乱，不仅可以在短期内规范眼下混乱不堪的国家秩序，还能整合社会资源，充分调动全国上下的人力物力并且井然有序地进行调配。只有这样，大明才能站在已经腐朽不堪的帝国废墟上重新获得最大的行政效率，让国家的整体实力迅速得到增强。

所以朱由校丝毫不觉得宣扬华夏血统至上并奴役周边民族有什么不妥，后世所谓的民族融合，在现今的历史环境下只能通过铁血和奴役来逐步实现，至于仁义道德，那只是在他们彻底臣服大明的铁血后用以教化的手段。华夏的霸业绝不会依靠奴役华夏百姓来实现，那么被奴役、被征服的民族只能先以自己的血泪来充作整个华夏称霸的养料。

至于民族问题，后世有句话虽不贴切，但在他看来却十分实用——“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就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了”。

对如今的这个时代和大明来说，在国家意识还十分模糊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还没有大行其道。那么只要是处于大明统治之下的臣民百姓，便都是华夏民族的子民，大明的衣冠便是其应着的衣冠，大明的文字便是其应习的文字，大明的语言便是其应说的语言，大明的风貌和习俗便是其应遵守的约定俗成。

对于那些不肯穿大明衣冠、不肯习大明文字、不肯说大明话、遵大明风俗的人，那么等待他们的便只有大明军人的铁血。毕竟，大明的军人只会守卫华夏的子民，至于他人死活，又关大明何事？

还有夏教，这个由朱由校一手搞出来的宗教完全是以道家寻求大道为根本，整合三教便是为了破除三教和各种学说的门派定见和藩篱，以道家“我命由我不由天”和追求逆天长生这种敢于逆天而行的精神为骨髓，再以佛教规范与儒家道德充实血肉，三教的相融想通，既能解决人与神明、人与自然宇宙，还能避免信奉的教徒只重理想，不重现实，解答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当然朱由校并不会像西方世界那样去搞单一宗教，之所以搞出夏教，还不是因为佛、道都有点虚无缥缈，且这两家对传教既不上心，传教的手段也不积极。

儒教或者说儒家倒是积极，可孔子的学问不是外在事物知识之学，也不是某些哲学玄想，而是在自身生活中力争上游的一种学问，也可称之为人生实践之学。这样的学说用以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水准自是没错，但当成宗教，却又缺少了那种玄之又玄的神秘。

华夏文化虽然历来都具备极强的包容性，但朱由校也不想任由这种包容是没有限度的，尤其是在领教过西方传教士那种近乎疯狂的传教手段后，逼得朱由校这个无神论者也只能借助国家力量，搞出这么一个宗教来与之对抗。

至于其他宗教，信仰自由虽是前提，但佛教、西方教这种纯粹为了愚民而存在的宗教只会被严格限制。道教嘛！首先这些道爷也得肯先走出山门，满世界去收敛教众才行。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佛教这群和尚实在是有点“作”。

大明立国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使得大量社会财富聚累于寺庙的流弊。朝廷便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

而太祖早年虽出身于僧侣，却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洪武元年，即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洪武三年，朝廷又召集各地僧耆，规定寺院为禅、讲、教三类，要求僧众分别专业。

正因朝廷的严格限制，大明各家寺院掌握的土地虽不如元代的多，但对于大寺，也常有给田赡僧之举。

如报恩、灵谷、天界，号为南京三大寺，都有许多寺田。南京报恩寺的田地在明初便达到了一万余亩的规模。

大明的僧道度牒虽是免费发给的，但考试限制很严格，私度也因此激增。再加上自大明中叶以来，朝廷为了赈灾等事，又多行纳费发牒之举，有牒僧道也随既大量增加，寺观自然随之而增。

发展至今，除了世人感慨“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外；这些寺庙也占据大量土地和劳动力。而且这群不知死活的家伙竟然还敢以“化外之人”为借口抗拒纳粮纳税，这对现在即缺钱又缺人的朱由校来说压根就不能忍。

如今夏教已然横空出世，虽然在江南的传教遭受到了不小的阻力，但对于整个北方百姓来说，这个能在灾荒时送米、在患病时问诊送药的新教派那就是上天救苦救难的神佛。也正因有了夏教，朱由校也相信其在朝廷的扶植下能够填补打压寺观后的宗教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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