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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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第1页）

（副国务卿詹姆斯&iddot;韦伯来到办公室跟我说）艾奇逊先生是一个好人，但是比较严肃，待人有些冷淡，看上去根本不打算跟总统先生及其同僚有私人间的亲密接触。如果他想单打独斗，那就无法抵御总统身边其他人、路易&iddot;约翰逊[12]以及国会中一些人的攻击，那些人暗地里已经开始利用某些手段打击他了，以往这些手段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用在马歇尔将军身上的。他有时会好奇事情到底会变成怎样，国务卿表现得那么淡漠，又那么疏离于白宫圈子。还有，国务卿自己也感觉有些心力交瘁。

●8月30日

晚上，我去国务卿在乡下的房子参加为奇普举办的晚宴。我们详细探讨了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危机。奇普同意我的观点，尽管按常理应该禁止莫斯科以任何理由直接诉诸武力，但这件事情以最特别的方式出现，令克里姆林宫高层大为光火，所以一切都可能发生。

●8月31日

午饭后（跟新闻记者斯图尔特&iddot;艾尔索普）进行了一次非常尖锐的对话，话题是他哥哥乔参与多年的反对约翰&iddot;戴维斯[13]的活动。我告诉他，这些中伤活动已经导致戴维斯被调往其他部门，这只能说明我们可能在最关键的领域失去了一位最有政治思想的同事。回到办公室，乔打过电话来，激烈地就这个话题跟我交涉起来，电话打了整整四十五分钟。

●9月1日

法国大使[14]足足黏了我一个小时。他看上去心事重重，因为他担心美、英、加三方会谈的结果是我们将建立仅仅包含这三方的体系，这就意味着&ldo;法国出局了&rdo;。他还担心这样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觉得法国已经被盎格鲁-撒克逊大国抛弃。我努力安抚他的情绪，但很明显我的努力纯属徒劳。我一再向他强调，法国必须摆脱英国的扶助，带头在欧洲大陆发展联盟。

我不禁为法国人如此缺乏理性而感到惊愕和恼怒，他们本该是最有理性的人。他们想参与所有的事情，包括那些根本不需要他们参与的、让人苦恼的、棘手的事情。他们宁愿损人不利己地参与进去，也不愿意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让别人去做事情。哪怕稍微认清一些现实，他们也会明白，他们声称的恐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他们还坚持要别人认真对待这种恐惧。如果我们真的想放弃法国，为什么愿意将一百亿到一百五十亿美元投入到西欧的重建当中？为什么我们还要承受痛苦进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谈判？为什么还要游说国会制定一份军事援助计划？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这样想问题，法国人的思维方式，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9月8日

同约翰&iddot;戴维斯和多萝西&iddot;福斯迪克花了一上午的时间，为杰瑟普先生及其团队的报告草拟了几点意见。[15]杰瑟普他们在报告中建议，应该鼓励中国向联合国提起申诉，要求制裁苏联违反1945年《中苏协定》相关条款的行为。他们还建议，请求联合国成员国在这个时刻重申1921年签订的《九国协议》（《华盛顿协议》）的原则。我们的意见是反对这两条建议。反对第一条建议主要是因为，我们在雅尔塔会议中表现出对满洲的尊重，只是想向莫斯科表明，我们想把他们在满洲的地位恢复到日俄战争以前的状态。如果按照报告中的建议鼓励中国去申诉，就会因为我们和中国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彻底扰乱和破坏我们对苏联的政策。我们反对第二个建议是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对我们不利，因为《九国协议》对我们的束缚要比对苏联多得多，那样只会再次暴露出联合国的无能为力。

●9月13日

今天上午，我向一位官员了解苏联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他已得到授权专门向我报告此事。之前有迹象表明苏联境内发生了核爆炸。这位官员说，目前正在对搜集到的有效证据进行研究分析，几天之后我们就能揭开谜底。

……杰布[16]仍然怀疑我的观点，我坚持认为西方国家的联合应当分成两部分进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为一部分，欧洲大陆国家为另一部分。杰布认为处理英国和西欧诸国之间的关系并非难事：一座大厦正拔地而起，我们犯不着为了另一些还在蓝图上的大厦而牺牲眼前这座。他还认为，东欧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无法摆脱苏联共产主义的统治。我认为他其实并不希望东欧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只会让西欧国家间的联合变得更加复杂。英国佬这种充满试探、过于务实的独特思维方式，混合着猜忌和各种假设，主要适用于解决短期的问题。

我还是无法赞同他的观点。英国与西欧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让美国和加拿大去分享，又把东欧国家排除在外，我看不到这么做有什么未来可言。

●9月19日

这个部门（政策规划室）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在国务院的正规程序启动之前，有能力为国务卿或者副国务卿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份独立的判断。如果国务院的高官不希望有这样独立的判断存在，或者对我们所做的判断缺乏信心，那么我想问问，这个部门究竟还有没有必要存在下去。

我想这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性质。当国务卿伯恩斯要求艾奇逊-利连索尔[17]团队为他准备一份有关国际原子能管控政策的意见时，他没有强调在他读到相关报告之前，这份意见必须取得各部门的一致认可，或者经过助理国务卿的审批。同样地，当国务卿马歇尔第一次要求政策规划室就欧洲复兴问题拿出方案时，他想看到的就是规划室的意见，而非规划室与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达成一致意见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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