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普及本([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_第1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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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6章（第1页）

伟大的战略家同意了。于是古尔热代斯成立了!群岛被劈成两半了吗?不，群岛只是更强大了，规模倍增了，它将更迅速地接管这个国家。

弗连克尔的卡累利阿铁路终于没有赶上使用：斯大林匆忙地以和局收兵了。但是古尔热代斯日益巩固和生长。它不断地接到新任务（已经有了正常的核算和手续）：与伊朗边境平行的铁路线，然后是由塞兹兰到斯大林格勒的沿伏尔加河铁路，然后是从萨勒哈尔德到伊卡尔卡的&ldo;死亡之路&rdo;，特别是贝阿干线：从泰谢特到布拉茨克以远。

进一步说：弗连克尔的思想还使古拉格本身的发展获得了更丰富的内容：按经济部门管理系统建立古拉格的必要性得到了承认。就跟人民委员会是由各人民委员部组成一样，古拉格也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各部：木材劳改营管理总局，工业建设总局，矿山冶金工业劳改营管理总局。

这时候战争开始了。这些古拉格的各部全都疏散到了不同城市。古拉格本身撤到了乌发市，古尔热代斯到了维亚特卡。各个省城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像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辐射状的联系那样可靠，因而战时的整个上半期古拉格好像分解了：它已经不操纵整个群岛。群岛国的每一州的地界分别归入内迁到该地的各总局的管辖。于是坐镇在基洛夫市的弗连克尔便得到了管辖整个俄罗斯东北部的大权（因为那里除了群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然而如果谁把这个局面看成是罗马帝国的解体，那就错了‐‐这个帝国在战争结束后将会聚合成一个更为强大的整体。

弗连克尔不忘旧时的友谊;他把布哈尔采夫‐‐他革命前在马里乌波尔办的黄色报纸《一戈比》的编辑‐‐叫来，让他在古尔热代斯里面担任了一个重要职位，而此人的共事者们或者早已被枪决或者早已流散到各地。

弗连克尔的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经商和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他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和刑期（在他的劳改营里有这个规矩，当高级首长走过来的时候，犯人要报告这些事项）。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他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并且对他说：&ldo;你应当明白，你是一头驴，不是设计师!&rdo;他的话声带着难听的鼻音，语调一般是平静的。弗连克尔身材矮小，带着铁道将军的羊羔皮高筒帽，蓝项，红里子。在各个年代一直穿着军服式的弗列奇上装。这种装束表明他是国家领导干部同时又表明他不是知识分子。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经常巡视分散在各地的建设战场。从群岛上著的简陋环境里被召到他的车厢里来开会的人们见到维也纳式的椅子，软垫的家具，都深感惊讶，因而在他们的首长的申斥和命令面前更加不胜惶恐了。他本人可从来没有走进过任何一间工棚，没有闻过那里的恶臭，他过问和要求的只是工作。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不过，在斯大林时代许多大官们也习惯于这么干。）

他此后再也没有被关过。他成了卡冈诺维奇的负责铁路基建工程的副手。五十年代以中将的军衔，在高寿、尊荣和安闲中死于莫斯科。

我的感觉是‐‐他痛恨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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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群岛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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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远东曾有一座城市，它有一个颇带忠君色彩的名字‐‐太子城。革命把它改名为自由城。城里原来的居民‐‐阿穆尔哥萨克‐‐都被驱散了，变成了一座空城。需要有人住进去。于是迁来了新居民：犯人们和看管他们的契卡人员。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劳改营（贝阿拉格）。

所以说，象征是自然地从生活中产生的。

不能把劳改营仅仅当作是我国革命后生活的一个&ldo;阴暗面&rdo;。它们的规模使它们成为不是一个&ldo;面&rdo;，不是一&ldo;侧&rdo;，而几乎成为一切事件的肝脏。我国最近的五十年很少在哪方面像在这方面一样把自己显示得如此彻底，如此淋漓尽致。

正如任何一个点都是由至少两条线的相交形成的，任何一个事件都是由至少两种必要性形成的一样，我们走向劳改营制度的原因，经济需要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只有这一个因素，也可能把我们引向&ldo;劳动军&rdo;，可是它偏巧与幸好已经形成的劳改营理论根据相交了。

两者一相交，就长在一起了;如挥榫入槽，如凸入凹。结果就诞生了群岛。

经济需要的表露，向来是公开而贪婪的;一个决心在短期内（事情的四分之三就在于期限，就象在白波运河工程中一样!）不要外援而强大起来的国家，需要的就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劳动力：

甲、廉价到极点的，而最好是免费的;

乙、在生活上没有要求的，可以在任何一天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的，没有家庭牵连的，不要求事先安排好的住处，也不要求学校、医院，而且在一段时间之内连厨房、洗澡房都不要求的。

要获得这样的劳力，只有采取吞下自己的儿子的办法。

理论上的根据，如果不是早在上一世纪就开了头的话，恐怕未必能这样有把握地在这些忙乱的年代里形成。恩格斯补充研究出来，人类的出现不是随着道德意识的产生，也不是随着思维的形成，而是随着偶然的和无意义的劳动：猴子拿起了一块石头‐‐一切便由此开始了。而马克思，当他涉及到较近时期（《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也以同样的自信宣称，使罪犯（诚然，他指的是刑事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学生们会把政治犯当做罪犯）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仍然不是独自的思考，不是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不是悔过，不是忧愁（这些全属于上层建筑!），而是生产劳动。他本人生来没有拿起过一把丁字镐，到死没有推过一辆独轮车，没有采过煤，没有伐过木，我们不知道他劈劈柴怎么样，‐‐但是竟然把这些写到了纸上，而纸张竟然没有表示反抗。

而对于他的门徒们说来，现在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强迫犯人每天劳动（有时候每天十四小时，像在科雷马的工作面上）是合乎人道的并且会导致他的改造。相反，把他的监禁局限于监狱的牢房、小庭院和菜园子，提供他在这些年内读书、写作、思考和争论的机会‐‐则意味着&ldo;使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rdo;。（引自上面说过的那本《批判》）。

诚然，在十月革命后的大忙时期曾顾不上这个精微的道理，当时觉得干脆枪毙更加人道。那些没有被毙掉而是被关进最早的集中营里去的，不是为了去改过自新，而是为了使他们不能为害，为了单纯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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