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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面对1830年比利时革命，&ldo;大国一致&rdo;做出的反应是证明维也纳体系行之有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革命旨在把今天的比利时从荷兰联合王国中分离出去。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时尚是荷兰一个省的这片土地饱受争夺欧洲霸权的各国军队的践踏。英国把自己的全球战略建立在对海洋的控制之上，因此对英国来说，斯海尔德河河口必须掌握在一个友好国家之手，任何情况下不得被一个欧洲大国控制。与英国隔海峡相望的安特卫普港即位于扼斯海尔德河出口的要冲。为此欧洲诸大国在召开的伦敦会议上做出了新的安排：承认比利时独立，同时宣布这个新国家的&ldo;中立&rdo;地位。在此前的大国关系中，&ldo;中立&rdo;这个概念闻所未闻，只有过一国单方面宣布自己的中立意愿。新成立的比利时同意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也不允许外国在本国领土上驻扎军队。各大国又对比利时的保证做了担保，抵制任何侵犯比利时中立的行径。这种国际担保地位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当德军强行穿越比利时领土进攻法国时，国际担保成了把英国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一种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别给予两者的重视程度。无论合法性还是权力都不是为了阻止变革，两者相结合是为了确保以演变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各方赤裸裸的意志较量实现变革。权力与合法性之间的平衡若处理得当，采取的行动会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炫耀权力基本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并退居次要地位，因为对于各种力量之间的组合各方都心知肚明。没有哪一方会感到有必要全面动员本国的预备役。一旦这一均势被打破，种种束缚随之消失，各种贪得无厌的诉求和狂人就会纷纷出笼，继而天下大乱，直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体系。

均势是维也纳会议取得的重大成果。&ldo;四国同盟&rdo;遏制了对领土平衡提出的任何挑战。法国尚未从大革命中恢复元气，对拿破仑记忆犹新的法国因此安分守己。与此同时，法国对和平采取的明智态度，促使它很快重返当初为了挫败它的野心而确立的&ldo;大国一致&rdo;。按照均势原理本应成为竞争对手的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其实都在推行同样的政策。奥地利和俄国因为担心本国局势不稳，实际上推迟了它们之间日益迫近的地缘政治冲突。直到1848年以失败告终的革命撼动了这一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后，均势才日益被看作为争夺霸主地位做准备的一项条件，而不是依赖各方共同做出调整的一种平衡。

随着重心开始向权力要素一侧倾斜，英国作为平衡者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英国平衡作用的特点是它进退自如，而且证明自己有采取行动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日后出任首相）巴麦尊勋爵说过的一番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41年，他获知沙皇来函敦请英国做出明确的承诺，对&ldo;法国即将对欧洲自由发动的攻击&rdo;进行抵抗。对此，他答复说，英国把&ldo;一国吞并另一国领土的企图视作威胁&rdo;，因为&ldo;这种企图会打破现有的均势，改变各国的力量对比，从而可能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rdo;。然而巴麦尊政府无法加入任何正式的反法同盟，因为&ldo;英国通常不介入尚未出现或短期内仍不明朗的局势&rdo;。26换言之，无论俄国还是法国，都不能指望英国肯定会站在自己一边对付另一方，也无法排除倘若它们走得太远，对欧洲大陆均势构成威胁时英国会否出兵。

国际秩序的前提

19世纪中叶，维也纳会议体系建立的微妙均势受三个事件的影响而开始动摇。这三个事件是：民族主义的崛起、1848年的革命浪潮、克里米亚战争。

受拿破仑征服战争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混杂相处的不同民族开始把自己的统治者看作&ldo;异族&rdo;。德国哲学家约翰&iddot;哥特弗雷德&iddot;赫尔德成为这一趋势的倡导者。他提出，有自己的语言、祖国和民族文化的一国人民具有原始天赋，因此有权享有自治。27历史学家雅克&iddot;巴尔赞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

理论的基础是事实。拿破仑的革命大军改变了人们脑海里的欧洲版图。西方现在不再是18世纪时由不同王朝和高雅的上流阶层构成的平行世界，而是一个由不同统一体构成的立体‐‐彼此不完全隔绝但又情况各异的国家。28语言民族主义使传统的帝国，尤其是奥匈帝国，易受到国内的压力，也易招致认为自己与奥匈帝国子民同属一个民族的邻国的憎恶。29

维也纳会议制造了&ldo;大片地带&rdo;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还对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关系产生了微妙影响。当初保卫中欧的需要，遏制了地处中欧的这两个日耳曼大国为拉拢德意志邦联内的大约35个小国而展开的争夺。而且受传统的影响，人们对过去500年里其君主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一国仍心存敬意。德意志邦联大会（出使邦联37个成员国的所有使节）在位于法兰克福的奥地利使馆开会时，奥地利大使出任主席。

与此同时，普鲁士为跻身大国之列也在积聚力量。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普鲁士克服了人口稀少、边界漫长的固有障碍，崛起为一个新兴的欧洲大国。这要归功于它的领导人对本国实力的巧妙利用。用俾斯麦（把这一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普鲁士领导人）的话说，先后涌现出的几个&ldo;握有实权、多谋善断的摄政王，审慎地使用国家的军事和财政资源，并把这些资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一俟时机成熟，马上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果断投放到欧洲政治的天平上&rdo;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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