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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今天时髦的术语，二十年代正出现了“一片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重心虽然放在文学革命上，提倡“文学的革命，革命的文学”，由“五四”引发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其光芒却更胜于文学运动。陈独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先在上海出现。一九二一年的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并召开、唐瑞福合著《蒋介石的故乡》，发表于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公报》。[5]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版[6]参阅丁依著《蒋介石婚姻生活考》，香港《南北极》月刊、陈忠人著《纪念外婆—陈洁如》，香港《百姓》第49期。[7]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密歇根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8]同[6]。[9]同[2]。[10]马彬著《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马彬另一笔名南宫博，专写历史小说著名，他的论著，其实远胜过他的小说。----3孙逸仙大学中国一向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傲视环宇，因而产生出天朝文化中心论的骄傲和优越感。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我们祖先把国名定为中国，自许为宇宙的中心，它的周围则是蛮夷之邦，化外之民，即使到今天，称洋人仍是洋鬼子，而非平等待之。不错，数中国儿千年的历史，它有过辉煌期，也有过衰落期。唐代万邦来朝，我们的东邻日本，甚至派遣大量留学生，乘风破浪，到长安拜师入学。丝绸之路，首启外贸之端。历史是一面镜子，同样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自视甚高的结果，适应性就比较差，对任何外来文化，悉采鄙夷峻拒的态度。鸦片战争以后，帝国的假面具拆穿了。后代子孙，为祖先们的骄傲和偏见，付出巨大的代价。继外侮日甚，有识之士觉醒到，非坚甲利兵，不足以保中华于不坠。接着倡“自强运动”，以张之洞为首的士大夫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且在这个指导原则下，派青年士子，出洋留学，大搞洋务运动。留学的目的地，始则欧美。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咸认日本的“明治维新”，值得我们效法，改去东洋。一时留日的风气，取代留英、留美的热潮。蒋介石、阎锡山、张群等选择日本，正说明当时的风向。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如洪水般倾泻，开青年人向往苏联的滥觞。最初只有瞿秋白等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首途赤都，稍后，刘少奇、李立三、秦邦宪等革命青年，个别或集体的，奔向红朝。待苏联在华的势力，扶摇直上，留学苏联的吸引和一号召，顿成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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