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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预定蒋公自兼校长，经国任教育长，严格地说，蒋的学历，不符合大学校长的资格，他在日本只从振武学堂，拿到一张文凭，做个小学校长，都非常勉强。但中国的情况特殊，蒋曾兼任所有军事学校的挂名校长。的如意算盘，吃掉干校。而经国暗中的计划，吞没政校。政校的前身“中央党校”，在南京红纸廊，战前即有校舍，国府接收的同时即修葺校舍，师生陆续回京复员，一九四六年秋季始业，正式招生，合教职员、师生有一千多人。干校创校伊始，在南京没有片瓦，到一九四六年夏，专修部第一期，刚毕业的发，研究部第二期，草草结束。大学部这年未招生，相形之下，和政校不成比例。于是合并也者，成了“政校吞并了干校”，谈判代表游馄说，对方“人多势众”。补救办法，干校争得一席训导长，侍从室传达，蒋公要教育部签呈举荐蒋经国为政大教育长。命令发布后，经国一身三职，除“政大”外，尚兼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二处（组训）处长和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处长（后改“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不仅他个人志躇意满，认为虽有东北之失，仍有可为。他的亲信干部们，更意气奋发，准备到“政大”，大施拳脚一番。天下的事，就这么难说，煮熟的鸭子，长着翅膀冲天而去。蔡省三先生的记载，兹原文引录：“岂料事出意外，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xx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珠炮发出震耳的口号：‘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滚开吧！’”[13]当晚“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项紧急决议：（1）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2）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决不复课。（3）在校外展开抗议运动。反对蒋经国，等于间接地反对蒋先生。据到现场观察过的蔡省三、倪志操（中央团部第五处调查组长）的结论：“那种强烈的反蒋气氛，使人明显地看出，决不是某些学生的一时冲动。”敢“向蒋氏父子开火，显然有人在幕后支撑。”[14]蒋先生勃然大怒，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并令陈立即告诫学生，克日复课，遵从命令。经过陈立夫的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在任视事”的巨幅横布标语，在“政校”礼堂前张挂，校园内一切反蒋标语，全部清除。陈立夫向蒋先生复命，陈报调查所得，反蒋风潮的幕后，是“青年军”，复员学生带头鼓动，并非从中捣蛋。经国的反应，又气又怒。有几天闭门拒客，随后在他私人的办公处—南京励志社，召集中央干校校友会核心分子，举行会议，大发一顿牢骚外，郑重宣布，他已经向教育部送出辞呈，决心不干那个教育长了。最后带着训勉的语气，要求校友会人员，注重加强干校校友的联系和团结，作为事件收场的尾声。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经国心情之颓丧，可以想象。现在，他才真正体会到，事业的成败，“绝对不是决定于演说或议论，而是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谁有力量，谁就成功。”[15]和的对抗，败在没有力量。如果说东北使命的失败，败于外交，究非不战之罪；“政校”之挫，罪在战而无功。讲到利害冲突，连他父亲的心腹，都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冷酷的敌人。政治的无情，多么可怕！经国懂得忍耐，不露声色，这就是他懂得辩证法的好处。“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注释：[1]蔡省三、曹云霞合著《蒋经国系史话》，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九年八月）[2]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通过《统一党团组织案》三青团撤销。[3]同[1]。[4]胡轨到台湾后，曾任中国青年反共教国团主任，正中书局董事长后退休，詹纯鉴曾任台湾省党部书记长，王升曾任总政治部主任许素玉曾任台北市党部主委。[5]五十年代，总政治部下今，严禁官兵信教。基督教不主张崇拜偶像这和“效忠领袖”的宣传，发生冲突。[6]中央干校受“三青团中央子事会”管辖，不向教育部登记立案，与教育部无关。第一期招生，报名三百，录取二百六十人。报名资格，限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7]实验治校。师生大会闭幕前，自教育长起到各部职员，包括传达、伙夫，全部休假由学生接管一天。[8]二o一师：师长戴之奇，驻壁山（戴后调九十九师，战死苏北）。二0二师：师长罗泽闿，驻綦江。二o三师：师长钟彬，驻沪州。二0四师：师长覃异之，驻万县。二o五师；师长刘树勋，继任刘安琪，驻贵阳。二0六师：师长萧劲，继任方先觉，驻汉中。二0七师：师长方先觉，继任罗友伦，驻昆明。二0八师：师长黄珍吾，继任吴啸亚，驻黎川。二0九师：师长温鸣剑。[9]同[1]。[10]彭位仁初到台湾，曾任剑潭情报训练班副主任。[11]计有杭州青中（潘振球校长）、杭州青职、嘉兴青中（王升校长）、嘉兴青职、重庆青中、汉中青中。[12]五害：“立监委”、“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13]同[1]。[14]同[1]。[15]蒋经国著《悼温世勋》，收《新事业》书内，江西赣南正气出版社出版。----10外交特派员长夜漫漫的抗战，中国人民疲惫不堪地祈祷胜利早日来临。“珍珠港事变”象一个奇迹，为抗战军民带来黑暗中的曙光。中国再非孤立无援，凭血肉之躯，对付东邻强敌的飞机大炮。太平洋彼岸的山姆大叔，被日本的一记猛鞭，清醒过来，日本过去敢于和苏联为敌，同样敢向美国挑战。蒋先生日夜盼望的中美同盟，悠然而至。物资、武器、人员，越过驼峰，源源到来。和史迪威的一些不愉快，蒋先生是胜利者，罗斯福看着他是远东区总司令的分上，撤换史迪威，派遣魏德迈，中美关系，情意殷浓。重庆和华府间的军事计划，预备由东南沿海登陆，消灭日军，麦克阿瑟的蓝图，先用跃岛战术，砍臂削足，再登陆本岛，使东条就范。罗斯福总统，一付妇人心肠，听取乔治·马歇尔和参谋本部的意见，[1]担心麦帅的计划，美军所支付的人命代价，过分巨大，不惜求助于盟友斯大林。斯大林纵横裨阖，一代袅雄，他比坐在轮椅上的弗兰克林，不知险恶多少倍。看准罗斯福的心思，代价是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和不冻港旅顺、大连的控制使用。[2]罗斯福觉得，东北是中国的东北，慷一点他人的慨，换取斯大林对日宣战的承诺，何乐而不为。那个出卖盟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就在这黑海边上的避暑胜地，谈笑间，订下乾坤。[3]可怜的蒋委员长，没有半点情报。被称为神出鬼没的戴雨农将军，原来，在国际间谍战方面，一筹莫展。“协定”等到四个月零四天后，[4]才通知重庆，蒋主席感到很愤怒，可是对他的尴尬处境，却丝毫无能为力。主要斯大林空洞的保证，把霍普金斯和哈里曼弄糊涂了。斯大林提出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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