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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7章（第1页）

任财政厅长的曹菊如对于收入增加，颇感兴奋，拟于当年十一月份起，建立边区政府的

预算制度。他根据实况，建议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经费之外，剩下的由财政厅支出，为

发展边区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体知道收入有十六万之多，径向中共中央组

织部请示，除了上一个月维持边区政府所需要的经费外，所多出的十余万元，概交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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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为发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来向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使我很愤慨，准备为这件事抗争；

曹菊如反劝我说：他们这种作风很难更改，从前林伯渠同志为此不知受过了多少气，结果也

没有办法，现在还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对财政的观点既然如此，便很难建立一个适当的薪给制度。毛泽东非常欣赏他

的工作人员只发给伙食费，每人都可以分给一点伙食费的尾子，作为零用钱，并认为这是最

好的配给制度。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

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能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

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

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从江西苏区所带来的作风，显然为陕北当地干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们负担的作风，往往被利用为满足地方干部个人的需要。陕北各县及各乡政

府内的干部往往有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职权而得来。替红军家属代耕的制度，曾盛行

与各个苏区，我在鄂豫皖的时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并非红军的地方干部，也利

用这种代耕制度，来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负担。陕北许多地方干部甚至本地中

共党员，也获得跟红军家属一样的代耕，个别的严重例子就像一个地主有一群农奴一样。不

合理的配给制度，必然腐蚀所谓革命精神，滋生苛捐杂税、贪污、浪费、和各种各样的官僚

主义。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直属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从不过问，但它的工作范围实在太广泛，

许多事均需与边区政府接头，而且很有一些麻烦不易解决的事。日军进攻太原，太原吃紧的

时候，陕北边区北面榆林地区，国民党驻军中一位师长派了他的副官长，护送该师军官眷属

约二三十户人员，道经延安南下，返回关东地区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经过政治保卫局检查站

的检查。这位副官长来访我求情，他首先把该师的证件及公文给我看，声言他所率领的全部

是军官眷属，携带的也是个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现金难得，各家不免储藏少数货品（意即

指鸦片烟土），请求我优待他们免于检查放行。我问明同来的保卫局人员，这一行人确系军人

眷属，携带的又是少数货品，我即应允优待，免于检查放行。依据法令，鸦片烟土原应没收，

如今以优待友军的名义放行了，政治保卫局总觉得失去了一笔可观的私有财源，因而暗中总

在埋怨我&ldo;讨好军阀&rdo;。

新成立的建设厅，工作尚无头绪，任厅长的刘景范虽然有点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

番事。当时拨归建设厅管辖的是一大批生产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刘景范研究了一下，提议

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会议。原来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优待红军烈士家属

的；也有一些是由残废军人组织起来的；久而久之参加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属，有些

也是有相当生产力的人，并有很多已经有生产事业，总计这些社的数目约有一百多个，人数

约三四千（详细记不清），分布陕北边区各地。这些社的经费，完全由边区政府供给，总支出

为数不少，名之为津贴，即是边区政府津贴有功人员及残废军人之意。

刘景范主持这个会议，我也曾亲自参加，会上决定采取生产节约方针，实施整理。规定

有些社可以成为真正的生产合作社，只需由边区政府供给一些生产资料，就可以自给自足；

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给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贴有些还需要原有的津贴，甚至还要增加一点。

这样做不仅使这些社都在生产上有出路，而且可以节省大批经费，原则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

产节约的总方针。谁知张闻天不问情由竟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下令否决，其理由为：这是

优待烈士的津贴制度，不能以节约的名义加以更改，应维持原状。

在中共中央很多次无力干涉边区政府的工作中，以这次干涉建设厅的事最为荒谬。我当

时曾十分愤怒的说：&ldo;这是仇恨我、打击我、和阻扰边区政府工作的小人行为。&rdo;但我当时也

极力忍耐，因为我已厌恶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面三刀，根本不愿同他们共事了，也不再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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