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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

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

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

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

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

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

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

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1。到这

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

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

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

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

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2。他似未加

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

个特出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写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

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

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甚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

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

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息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

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

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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