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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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我的几位好朋友。有一天，当我正伏案替《劳动音》写稿，那个刚刚参加共产党小组还不知

详情的邓中夏来到我的房间里，板着脸孔向我说：&ldo;危乎殆哉！你这样会堕落下去……&rdo;他

的意思是指我应以求学为主，有余暇有余力才可去做职工运动，现在竟不顾一切，靠典当度

日，那是不行的。我听了这种&ldo;教训&rdo;，觉得他不了解内情，忍不住愤慨地指着他说：&ldo;滚出

去，谁来听你这套陈腔滥调！&rdo;可是他反笑着向我说：&ldo;有几位朋友约好正在中央公园等你，

有话到那里去说罢！&rdo;不管我在生气，硬拉着我的手，拖着我一同出去了。

在中央公园柏树林中，几位知心的朋友，围坐在一张茶桌的四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青

年团团员。我向他们说，在共产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有人牺牲一切，

一心一意的去干，才能望其有成。接着我告诉他们目前经费困难的情形：李大钊先生每月已

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贫，可说已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我们不应再增加他的负担；上月长

辛店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筹措的。我这个各处

走动的人，家中每年寄来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现在除挪借以外，自然只有典当度日。我们

又不肯随便用人家的钱，例如梁善济1曾表示愿意帮助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经费三千元，这

虽是出于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我们为保持工人运动的纯洁起见，婉词加以

谢绝了。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据这些情形，我反问他们：&ldo;我的典卖东西，

乃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呢？&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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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他们听了后一致动容，向我表示既然情况如此，为何早不提出讨论？我说，李先生和我

都想等到工作有相当头绪的时候，再提出来讨论。于是他们都表示愿意立即分担经费的责任。

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当场就凑了几十元交给我。不久经费问题就在共产党小组和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提出讨论，规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献若干。

从此，经费的事情由李大钊先生负责处理，情况比较稳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志们捐献

的以外，也向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们去筹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

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这件事毋需我去操心，我可以专心到各处去发动

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职工运动都由我去接洽，先后发动起来，而专心从事工运

的同志也由于我的影响渐渐增加了。长辛店的职工运动比其他各处进行得更为出色。那间工

人子弟学校成为工人经常会聚的场所。工人们放工以后，成群，甚至带着小孩，来到学

校听讲时事或阅读报纸，也有唱戏、谈天的。

为了工人子弟学校的事，李实忙得不可开交。他态度和蔼，又极有耐性，工人们找他问

长问短，要他代写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们的医药顾问，还要他为他们排解家庭中和其

他各种纠纷，他都乐意地照做。工人们还发生争吵，学校就成了评理的地方。工人们有籍贯

上的帮口的不同，如天津帮、德州帮和本地帮等等，还有职业上的区别，如司机与生火，机

工与学徒，工匠与小工等等；彼此常常发生歧视和职业上的竞争，尤其彼此间债务的纠纷最

多。李实处理这些事情大都是很恰当的，因而获得工人们广泛的信任，而这间学校也就成为

他们生活所最需要的地方了。

这间学校最初名为工人子弟学校，附设有一个工人补习晚班。后来工人参加补习的人数

增加起来，因而改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举行成立仪式，表示庆

祝。中共党员吴汝明参加学校工作，帮助李实担任教员职务。不久，李实因事他往，吴汝明

便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

我每星期去长辛店时，常到工人住所去访问，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每天从早上六

点工作到下午六点，除了吃饭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外，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小时，有时还要加二

小时到三小时的夜班，两个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尤其成问题的是工资低微，一个低级的工

匠每月工资九元，学徒还要少得多，至于三十元的月薪，只有工作多年的老工匠才能拿到，

六十元的月薪则是火车司机和少数技工的特别待遇了。他们平均的工资不过是十五六元左

右，这种收入迫使他们把生活水准降得很低。

此外，他们感觉最痛苦的是小杂货店的剥削，这些小杂货店都是工厂里的管工和监工们

开设的。工人们向这些店里购买日用必需品，而工资要到月底才能发放，所以工人多半按照

改入的比例先向杂货店赊账。久而久之，工人每月的工资就都由那些管工与监工们代领去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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