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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偿积欠。欠账每月尚须加付至少百分之十的月息，本利累积下来，欠账日益增多，每个工人

都成了杂货店的债务人。欠几十元的工人算是情况较好的，通常都是欠账百元以上。有一个

名叫张德惠的工匠在厂里做了几年工，欠账高达一千几百元。这样，工人们便无法脱离管工

和监工的掌握，一旦债主不肯再赊，就等于宣布他们的死刑，这是他们最恐慌的事。

我深切同情他们的遭遇，问他们为甚么不组织工会和办理工人合作社，来维护工人自己

的利益。可是他们多数对于这一点抱怀疑的态度，有的表示他们规规矩矩的做工，为什么要

干这类会党的事？有的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可以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只知道在民

国元年办过什么工会，那是为选举用的，每人缴一块钱领一张会员证，到选举的时候去投上

一票就算完事。但那种&ldo;工会&rdo;后来还被袁世凯严厉查禁，有些人因而受害；如果要办为工

人谋福利的工会，岂不麻烦更多？还有少数比较进步的工人认为工会是要办的，可是还没有

到要办的时候。他们这种畏俱厂方和政府当局的心理，似乎不是立时可以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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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于是向他们提议：不妨先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这件事也经过多次的商谈和说服，方

为他们所接受，后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五月间才正式成立。这个工人俱

乐部成立时有一千多工人参加，通过章程，选举职员。一位老工匠王俊当选为俱乐部的主任，

他率领着这些参加者在厂内外游行庆祝，情绪非常热烈。这一举动曾使铁路官员们大起恐慌。

后来工会正式成立，从此那些穷苦散漫的工人们开创了团结奋斗的途径，这也是中国共产主

义者在工人群众中建立的第一个阵地。

1梁善济，山西人，清末时任资政院民选议员。民国五年旧国会重新集会，梁善济与粱

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简称为研究系，在段祺瑞政府时代对政局不无影响。

第四章与威金斯基的初步接触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如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受了西方的影响，但主

要仍是导源于中国内部状况的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一样，不过它受共产国际

的影响更为深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生联络、协助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并促进其与共产

国际的关系，威金斯基实为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注意东方和发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一项重要政

策。这与苏俄政权地跨欧亚的地理形势有着相因的关系。刚开始执政的俄国共产党不仅人手

不够，而且多是一些工农土包子，不能了解中国和远东的实况。但他们抱有&ldo;到东方去&rdo;的

坚强意向，在一九二○年中俄交通恢复以后，便开始派出人员来东方作探险式的尝试。

我第一次会见威金斯基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他带着陈独秀先生去广东前所写的介绍

信，和当时接替陈先生负上海支部责任的李汉俊的信，到北大图书馆来找李大钊先生和我。

这两封信里都曾说明威金斯基是可以深谈的同志。

这位年约三十岁的苏俄共产主义者，中等身材，体格健强，目光深黯，英语说得相当流

利，发音虽不算纯正，但比我的英语是要好得多。他于十月革命前曾流亡美国做工，革命时

回国，是最早参加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的一个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

而是一个具有煽动力的党人。他从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也许因他只是伊尔库次克局而非

共产国际本部派来的原故。

我和威金斯基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用英语会谈过好几次，多数是李大钊先生和我两人

都在座，有时是我一个人，还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体党员共同参加的会谈。我们所谈论的问

题很广泛，如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成立的经过、俄国革命的实祝、中

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等。我们主要只是交换意见，而不是企图立即得出确定的结论。

威金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

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

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时对于中国情形还不熟悉，也不妄谈中国的实际政

治问题。他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现在他很推崇陈独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触的中国革命人物，

总是说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他的这种气质表示出他确是俄国革命后的新式人物，也许这就

是他能与陈独秀先生等相处无间的最大原因。

他在未到北京之前，除与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多所接触外，还曾会见过孙中山先生，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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