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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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第1页）

钊先生手上。

我们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达广州。当时的广州并看不出甚么新气象，街道上除

多了一些红绿标语而外，长堤一带仍布满了&ldo;谈话处&rdo;1。大家忙着大会的筹备工作，宴会

非常频繁，情况有点像大家庭办喜事一样。

我和李大钊先生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便在设于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府接待我们

和另外新到的十几位代表。孙先生将他亲笔拟订的建国大纲给我们传观，征询我们的意见。

我当即起而发问：&ldo;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lso;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

设中华民国&rso;，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rdo;孙先生听了我的

话之后，不置答覆，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叶楚伧表示，这一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

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

解。李大钊先生表示待他详细研读之后，再行提供意见。于是，我们的谈话便转到交换消息

以及其他较次要的问题上去了。

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确是一个根本问题。这是针对孙先生的&ldo;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以党训政&rdo;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

线的根本所在，我在当时那种场合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用意是要孙先生和在座者了解我的基

本看法。可是孙先生和其他的国民党要人此后从未再直接提到这个问题，但间接的表示都是

不主张多党存在的，对于中共，只是把它看作国民党大圈子里的一个小圈子。

鲍罗庭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正忙于草拟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就住在他那里，任他

的助手和翻译。他常邀我们‐李大钊、我及其他几位中共代表‐到他那里去商谈。每次他都

交一些文件给我们看。其中有这次大会宣言的草案，由他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那

时的鲍罗庭待人接物谨慎周到，态度和蔼，避免与人争论。他告诉我这次代表大会所提的政

纲，在民族主义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等。在民

权主义内，否定天赋人权之说，主张革命民权；即对多数人民给予民主自由，却不给予反革

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义内，提出维护工农利益等具体条款。这些都是很显著的进步。

鲍罗庭对于在国民革命中应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一点，表示原则上的赞成，但认为这

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能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

多数同志都附和鲍罗庭的意见，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要求我不要提出这个难于解

决的问题。李大钊先生也以指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表示，我的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

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因此，如果我再进与步表示意见，那无异是违反指导小组的决定，

而采取单独行动了。

接着，在另一个问题上又发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鲍罗庭所草拟的国民党党章草案，无

异是各国共产党党章的&ldo;译本&rdo;，其中根据民主集中制所拟订的中央和各级机构的职权、党

员应守的纪律等等，无一不与共产党的原则相同。我指出这些原则未必适用于国民党，国民

党的党章应有较大限度的民主。国民党一向是松懈惯了的，忽然之间要受到这样严格的约束，

会妨害国民党的广泛发展和引起麻烦。对于跨党的共产党员来说，无异自我束缚。因此，我

主张国民党党章应尽量扩大民主，党员除应遵守国民革命的政纲而外，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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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在。这样，跨党的共产党员才能立足。

鲍罗庭对于我的这种主张，有点左右为难。他不多表示意见，有时只耸耸肩不说甚么。

他曾轻描淡写的说：&ldo;你这种主张很有道理。但有人总觉得一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应该是一

个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负担起它的历史使命。&rdo;

当时中共一些同志们对国共合作的良好关系十分兴奋，我仿佛成了一个专泼冷水的人。

我曾问谭平山：他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又跨有共产党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

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他的答覆充满了乐观。他说他已担任了这个职务两个多月，

并未发生困难，他相信只要党章规定了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执行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使我只有在两个办法中间择一而行。一是不顾一切的提出我的主张，那便可能遭受中

共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国民党人的不满。二是为保全共产党员态度的一致，不如早点离开广州，

去主持铁路工人的代表大会，这样虽不无闪避之嫌，但我终究能保留一贯主张，以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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