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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段文杰《莫高窟第360窟毡卢生活》。刘玉权、段文杰《莫高窟第220窟阿弥陀经变》。欧阳琳《莫高窟第71窟思维菩萨》等）

敦煌的临摹是独有的一门临摹学。

敦煌的艺术和文化通过这种几乎乱真的临摹得到真正的弘扬，（国内外的敦煌艺术展览。图片和录像）

从将来的角度看，它又记录下今日的现状，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

这些忠于原作的艺术，既是对昨日历史迷人的传播，又是对今日现状完美的储存。

出于同一神圣目的，敦煌研究正在向全面推进。石窟考古扎扎实实地取得进展。

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原形态的北魏第248窟着手，便开始对一个个洞窟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以实测、摄影和临摹等手段，全方位收集洞窟信息，做到了如指掌，继而进行内容考证，确定年代，排比分析，整体分期。完成了对石窟的断代划分，是考古研究方面的重大收获。

敦煌学者樊锦诗等人对于理清石窟的历史脉络，划清各个时代的审美界限，阐明风格嬗变中的承启关系，贡献极大。

石窟研究有了牢靠的基础。

（樊锦诗《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莫高窟隋代石窟的分期》、《莫高窟北朝石窟造像的南朝影响》，刘玉权《敦煌莫高窟&iddot;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的分期》、《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贺世哲《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以及敦煌研究院编著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目》和《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

考古研究另一斐然成就，是对石窟中西北各民族文字的翻译与考释。这一成果也是馈赠给少数民族语言学的一个珍贵礼物。

（敦煌石窟中用西夏文、回鹘文、吐蕃文、蒙古文等古文字书写的游人功德记、发愿文和供养人题记）

敦煌学是一门内涵广博、学科庞杂、综合性又极强的学问。考古方面的成果，必然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以有力推动。

近二十年来，敦煌学已成为我国方兴未艾的热门学科。人们从这包罗万象、精深博大的研究素材中，可以看到其中愈来愈广阔的学术空间，以及愈来愈多繁星一般闪烁着诱人光芒的新课题。

如今，敦煌学已经被拓展出十几个领域：

敦煌语言文字。敦煌美术。敦煌文学。敦煌史地。敦煌宗教。敦煌民俗。敦煌民族。敦煌建筑。敦煌乐舞。敦煌科技资料研究。敦煌版本研究。敦煌书法。敦煌中西交通。敦煌学史。等等。

每个研究领域还包含着许多小领域。比如敦煌美术中，包含着窟式、壁画、塑像、图案，等等。

愈分愈细，愈细愈深。

各个领域之间还有交叉性的研究内容。比如石窟与遗书，宗教与文学，民族与美术，民俗与乐舞，中西交流与科技，等等。

相互交织成为又大又密的学术网络。

在任何一个研究领域中都可以找到无数新领域，在任何一个研究课题里都可以发现无数新课题。这便是敦煌学巨大诱惑力之所在。

老一代的敦煌学者多数扎根于敦煌;新一代的敦煌学者遍及全国。源源不断的新著问世和新的论文发表，同时也是在为自己挚爱的事业升温。

（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中国石窟&iddot;敦煌莫高窟》（五集），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研究》、《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度研究》，姜亮夫《敦煌学论文集》，刘伶《敦煌方言志》，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项楚《敦煌变文选注》，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王庆菽《敦煌文学论文集》，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世族与石窟》，李正宇《中国唐宋硬笔书法》，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马世长《敦煌图案》，董锡玫《敦煌舞蹈》，萧默《敦煌建筑》，等等）

台湾出版的大型丛书《敦煌宝藏》和《敦煌丛刊》，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也标志着那里敦煌学研究的卓有成就。

（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写本影印本《敦煌宝藏》，凡140册。苏莹辉《敦煌学概要》。饶宗颐《敦煌曲》和《敦煌白画》。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等）

学者们已经初步把一些看似天书的敦煌乐谱解译出来。这消失了千年的古乐，如今在一片窾坎镗之声中被复活了。

（席臻贯《敦煌古乐》）

舞剧《丝路花雨》，来自敦煌，也来自敦煌的研究。敦煌研究的成果有极大的张力。

1987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敦煌学进入了蓬勃活跃的新境界。这个承担国内和国际间敦煌研究的协调性组织，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组织一次又一次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促进和强化了中外学者的交流，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的进展。

（画面与字幕：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组织的四次国际学术会议，分别于1983、1985、1988、1992年。敦煌研究院组织的三次国际学术会议，分别于1987、1990、1994年。字幕：时间与地点）

敦煌学早已是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

自从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国际学术界便很快作出反应。在1909年罗振玉等人在北京见到伯希和那些敦煌写本的同时，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就及时拜见了伯希和。随即撰文在《燕尘》杂志和《朝日新闻》上介绍伯希和这一重大文化发现。

此后，日本学术界派人赴欧，以寻宝方式调查敦煌写本的收藏和研究的情况，同时抄录大量文书。日本的敦煌学差不多和中国同时起步，而且和中国人一样，立即认识到敦煌遗书的无比价值。二次大战后，日本的社会安定下来，敦煌学研究便长足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一代学子成立了&ldo;青年敦煌学者协会&rdo;，成绩显著，出版极丰。（小岛佑马《沙州诸子二十六种》，矢吹庆辉《三阶教研究》和《鸣沙余韵》，仁田井升《唐令拾遗》和《中国身份法史》，西域文化研究会《西域文化研究》（六卷），藤枝晃《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长广敏雄《最近敦煌石窟之研究》，水野清一《敦煌石窟艺术》，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福田敏男《试论敦煌石窟的编年》，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小田义久主编的《大谷文书集成》，等等）

1980年日本人开始编纂的十三卷巨著《讲座敦煌》，集日本敦煌学研究成果之大成，具有一方面的里程碑的意义。

法国人的敦煌学在欧美一直处在领先的地位。

敦煌遗书早在伯希和手中就进入了研究阶段。可是他的研究成果，除去六卷本的《敦煌石窟图册》，大部分直到他死后才面世。

（伯希和《吉美博物馆和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丝织品》。《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等）

伯希和之后，迷恋于敦煌学的法国学者代不乏人。研究对象侧重于宗教和世俗两方面内容。此外，通过藏文写本对吐蕃时代的研究;通过文书的纸张、字体、书写规范和装帧方式的研究，来确定文书年代，都取得可贵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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