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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6章 初到香江之商机在线（第2页）

最终，我决定从“解决市民生活困难”“稳定市场供应”的角度切入，这样更符合华润作为国企的社会责任定位。

我将精心撰写的《关于在香港试点开设便民商店以稳定供应、探索零售新模式的报告》交给了粮油食品部林国栋经理。

林经理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足足二十分钟。期间，他的表情从好奇到凝重，再到恢复平静。

“小韩啊，”他放下报告，摘下眼镜，身体往后靠在椅背上，“你这个想法……很有开拓性。年轻人就是有冲劲，敢想敢干，这是好事。”

我的心稍微提起来一点。

“但是，”他话锋一转，手指敲着报告封面，“问题也不少啊。第一，华润是搞大宗国际贸易的，是国家外汇战线的尖兵。开小店卖油盐酱醋？这传出去，别的兄弟单位怎么看？上层领导怎么看？会不会觉得我们不务正业？”

“林经理，我认为这恰恰是务正业。”我试图解释，“掌握终端零售渠道，能直接获取市场需求第一手信息，反哺我们的采购决策，还能……”

林经理摆摆手，打断我：“第二，开店要钱、要人、要地方。钱从哪里来？公司的外汇额度每一分都要用在刀刃上，进口粮食、钢材、机器设备，哪样不比开店紧要？人从哪里来？我们都是外贸干部，谁懂零售？谁愿意去站柜台？地方就更复杂了，在香港租铺面，要和业主、地头蛇、差佬（警察）打交道，麻烦一大堆。”

“我们可以先小规模试点，投入不会很大。人选可以在本地招聘培养……”

“第三，”林经理仿佛没听见，继续列举，“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政策风险。我们是什么企业？是国有企业，是代表国家的。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每一步都要谨慎再谨慎。开店，和市民、和小商小贩直接竞争，抢了他们的饭碗，会不会引发本地舆论反弹？被别有用心的人渲染成‘共产经济入侵’？这个政治责任，谁来负？”

他每说一条，我心中的热度就凉一分。这些理由听起来都冠冕堂皇，站在部门负责人的立场上，甚至无可指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稳定压倒一切，尤其是政治上的稳定。

“林经理，我理解您的顾虑。但市场机遇稍纵即逝，现在香港零售业正处在低潮，正是低成本介入的好时机。我们可以把试点控制在小范围内，低调进行……”

“小韩啊，”林经理的语气变得语重心长，像是长辈在劝导冒进的晚辈，“你的热情和能力，我都看在眼里。丁总把你从山西要过来，是寄予厚望的。你应该把精力放在我们部门的主业上，比如怎么把山西的老陈醋卖得更好，怎么从泰国买到更便宜的大米。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的功劳。至于开店这种新鲜事物……还是再研究研究，观望观望吧。”

“研究研究，观望观望”。我太熟悉这套话语了。在体制内，这六个字往往意味着无限期的拖延，直至不了了之。

我深吸一口气，知道在林经理这里，此路暂时不通了。但我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林经理，那这份报告，能否请您转呈丁总看看？听听他的意见？”

林经理沉吟了一下，似乎在想如何婉拒。最终，他点了点头：“报告先放我这里。丁总这几天去广州出差了，参加一个重要的外贸协调会，大概要一周后才能回来。等他回来，视情况我再向他汇报。”

一周。我捕捉到了这个时间信息，也听出了他话语中的保留——“视情况”。这意味着丁老可能根本看不到这份报告，或者看到时已是许久之后，时过境迁。

“我明白了，谢谢林经理。”我平静地起身离开。

走出林经理办公室，我没有感到多少沮丧，反而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清醒。前世的职场经验告诉我，创新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推动起来有多难。林经理不是坏人，他只是庞大机器上一个恪守本分、规避风险的齿轮。

指望体系主动变革是低效的。真正的破局，往往需要来自体系外的压力，或者体系内更高层、更有魄力者的直接推动。

丁老是那个可能的高层推动者，但他出差了，而且归期未定。我不能被动等待。

b计划，必须加速了。

上午九点，我穿上最好的那套灰色中山装——是来香港前在北京做的，料子不错，但款式明显与香港的西装格格不入。不过没关系，我要的就是这种“大陆干部”的感觉。

从中环皇后大道中28号的华人行大厦出来，我抬头看了看这座十二层高的建筑。在1965年的香港，这算是高档写字楼了。我要找的律师事务所就在八楼。

电梯是那种老式的手拉门电梯，需要操作员控制。开电梯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穿着制服，彬彬有礼。

“八楼，谢谢。”

“好的，先生。”

电梯缓缓上升。透过铁栅栏门，能看到每一层的景象。六楼是一家洋行，几个外国人在走廊交谈；七楼是会计师事务所，算盘声噼啪作响。

八楼到了。走廊铺着深红色地毯，墙上挂着油画，安静而肃穆。

我找到808室，门牌上写着“陈冯律师事务所”。推门进去，前台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姐，穿着职业套裙，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她普通话带粤语口音，但很清晰。

“我预约了陈律师，姓韩。”

“韩先生请稍等。”

我在等候区的沙发上坐下。沙发是真皮的，很柔软。茶几上摆着几本杂志，《南华早报》《经济学人》，还有一本英文的法律期刊。

等了大约十分钟，内间门打开，一个四十多岁、穿着深灰色西装的男人走出来。他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整齐，笑容得体。

“韩先生？我是陈志坚。请进。”

我跟着他走进办公室。房间不大，但布置精致。实木书柜占满一面墙，里面全是精装书籍。办公桌很大，摆着台灯、笔筒、文件架。窗外能看到维多利亚港的一角。

“请坐。”陈律师在办公桌后坐下，“韩先生是第一次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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