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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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他要护士给他advil止痛药，但是护士通过对讲机说，在给药之前，必须先取得上司的同意，她不想影响资料的准确度。3个小时后，头痛药的许可才终于下来。

在这项研究中，只有两个人没有头痛，因此使用此壮阳药物的实际上限必须低于30毫克。现在候诊室里满是头痛又勃起的男人，头痛和勃起，实在不是特别性感的组合。

我接下来还有两个周末要回来参加试验，但是等我走到大门出口，一位护士却递给我一张支票，上面的金额变少了，她说，接下来两周，他们不需要我了。是因为我身体提供的数据不符合他们的标准，还是因为他们希望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的官方归档记录上，不会有那么多患者表现出头痛欲裂的症状?总之，他们没告诉我原因，但我还是收下了支票。该项试验结束后，法兰克写了电子邮件给我，他说，如果想要收到全额款项，有时最好不要承认自己的症状。法兰克顺利完成了试验，获得全额款项，南下至迈阿密，在夏末度一个月的暑假。

我不禁忖度，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依赖勃起功能障碍药物的试验，来赚钱维生呢?当风险有可能很小的时候，除了支票和头痛，我还能从中获得什么呢?还有在市场上推出另一种威而刚仿制品，究竟有何意义呢?

离开了临床劳工的工作后，我回到了没保险、没工作的世界，开始寻找其他赚钱谋生的工作。我就跟所有的实验室小白鼠一样，一旦身体代谢完药物后，就尽完了职责。同时，我也开始思考要不要去印度工作，我有大学学历，或许可以为学生开设国外课程。

结果，我发现，想在国外找工作的人，不只有我一个人。

药品一旦有测试准则的存在，就表示市面上的药物是安全无害的，并且经过了彻底的审查。可是，获得核准的过程通常既漫长又昂贵，随随便便就有可能要耗资10亿美元，而最终能否获得核准，仍是未知数。

虽然像威而刚或是精英级癌症疗法等大获成功的药物，轻松就能收回大笔投资金额，但是欧美地区的药物试验成本还是让药物研发公司倍感压力。尤其在没有囚犯作为试验对象后的20年间，药界对于增加的费用更是感到厌烦。

1990年代，新时代开始酝酿，大笔投资流向新兴的生物技术公司以及国际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的证券，使得制药产业成为高获利、高风险的轮盘游戏。有愈来愈多的生物技术公司与药物研发公司，聘用了拥有ba学位的董事会作为领导阶层，他们再也不是关心患者治疗效果的科学家与临床医师。投机的投资者可用便宜的价格买下股票支持公司，等待大有可为的临床试验结果在一夜之间将公司股票的价格提高一倍，然后让投资人赚得数百万美元。即使在之后的规定监管阶段，发现药物最后是个没用的废物，钱也早就进了投资人的口袋。

这种公开招股的做法，正好就表示药物的救命性质也需要计上盈利表现才行。也因此，血压调节药、高血压、勃起功能障碍的疗法便得以迅速发展，其他利润较低的研究领域所能募到的资金也就随之减少。

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仍有许多药物试验需要进行，那时制药公司便发现自身的能力已无法应对及消化工作量，他们需要专业的协助，以应对其对药物资料的需求。原本制药公司都是在内部进行所有研究，并接受大学医院或研究医院的监管，但后来，有许多独立的契约型研究机构兴起，他们结合了以利润为重的管理技能以及复杂的临床技能。这类研究机构有能力提供产业级的临床试验，并擅长于大众市场试验。最终，科学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只有构思概念并拟订测试准则，接着，像是费城的preier研究集团或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科文斯公司等团队，就会在公司外部进行预先计划好的临床试验。

最开始的时候，契约型研究机构多半位于大学城里，因为那里有许多需要快速赚取现金的大学生会报名参加研究。唯一的问题在于，试验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学生数却不足。于是，契约型的研究机构便开始迁往城市的贫穷区域，这样就可以轻松吸引到收入低的居民，这就像是1950年代血液产业的作为。由于这类组织所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就是取得资料，因此契约型研究机构可以像其他公司那样，寻找更便宜的劳工来源，藉以降低成本。今天，契约型研究机构遍布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边界城镇，吸引移民人口进入试验设施工作。监察长办公室指出，1990年至2001年间，在低收入地区进行的临床试验数量增加了16倍，并预测该数字到了2007年会再增加一倍。

最终的事实表明，监察长办公室的预估并不准确。反之，美国境内经营的契约型研究机构数量反倒减少了，这是因为监察长并未考虑到全球化因素的关系，像是资料搜集的工作可轻松外包给道德标准较宽松、经营成本较低廉、国民人均收入较低的海外国家。荷兰合作银行印度金融（rabodiafance）公司在2004年所作的一份研究调查显示，把试验外包给印度，估计可让药物试验的整体费用降低40。到了2005年，前十二大药物公司总计1200项临床试验当中，就有一半是在英国、俄罗斯、印度进行。

对于美国药物研发公司而言，这当然是很幸运的事情，这不只是因为在外国可节省成本，也是因为在外国从事药物试验，可解决美国职业小白鼠这个重大问题。因为如果药物研发公司在患者很少接受保健医疗的区域设立实验室，那么差不多就能保证试验对象未受过治疗。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印度没有能力让国民享有医疗照护，所以有大量人口可作为先前未接受治疗的自然人体，甚至还有人即使是罹患了重大疾病，都从未接受治疗。到了2010年，印度更因许多民众都未接受治疗，因而享受到每年20亿美元的丰硕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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