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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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第1页）

四、煤矿、铁路、电线

第二个官督商办的企业，为开平煤矿。六十年代初期，外人屡以开采煤矿为请，希望轮船用煤，就近取给，不必自欧洲转运。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以煤为日用之物，又为机器局、船政局所必需，赞同借外国挖掘之器，为中国永久之利。议办轮船招商局之年，冯焌光已论到进口洋煤，往往故意居奇，如能自行以机器开采，洋煤可不阻自绝。李鸿章亦说&ot;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闽、沪各厂所需外洋煤铁极伙，……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ot;。如&ot;采錬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惟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ot;，所以轮船招商局的章程中，有招商开采煤斤一款。

一八七四年，筹治海防，沿海沿江疆吏一致认为开矿为富强要图。一八七六年，李鸿章命盛宣怀开采湖北广济、兴国之矿，唐廷枢调查直隶开平之矿，后者蕴藏甚富，决定设局招商。因熔铁炉需款过巨，技术上复有困难，铁的需要又不如煤的迫切，决专采煤矿。一八七八年，设开平矿务局，总办即唐廷枢，工程师为英人柏爱特（rrburt）、金达（cwkder）。开办三年，每月出煤五六百吨，除分供各厂、局及中外轮船之用外，兼可顾民用。李十分满意，谓&ot;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亦可免利源外泄，富强之基，以为嚆矢&ot;。约在同一时期，各省兴办的煤矿，在十处以上，大都为官督商办，而以台湾基隆、安徽池州、直隶门头沟、临城、山东峄县、江苏徐州利国驿，较具规模。

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为促成兴办开平煤矿的近因，开平煤矿又促成了铁路经营。英人对于中国铁路最为热心，一八六二年，曾要求修建广东至江西铁路。翌年，上海洋商要求修建上海至苏州一线，苏抚李鸿章认为必有主谋，此事果属有利，应由中国自办。一八六四年，英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斯梯芬生（stephenn）东来，代中国拟订了一个筑路计划，自汉口西经川、滇至缅甸、印度，东至上海，南至广州，再自上海至宁波、福州，另一线自镇江北至天津、北京，实有经济、政治两种企图。英使阿礼国劝总署采行被拒。一八六八年，筹议修约时，除了李鸿章外，各省当局几无人赞成修建铁路。

一八七五年怡和洋行自行修建湘沪铁路，翌年完成一段，开始行车，轹毙一名华人，引起骚动，结果由中国赎回拆除。中国第一条完成而继续发展的铁路为开平运煤铁路。一八七六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拟筑台湾铁路计划，获得批准，1唐廷枢乘时请李鸿章筑开平地区铁路。李虽首肯，但在湘沪铁路即将拆毁的情形下，仍有顾虑。一八八〇年，唐变更办法，改由天津附近的芦台向东至胥各庄，挑一运河，再由胥各庄接快车路，直达矿所。快车道为铁路的别称，矿所即唐山，长十八英里。路成后，初用骡马拖车，一八八一年始驶行机车，工程师为金达。

唐胥铁路修建之时，伊犁、琉球问题紧急，淮军宿将刘铭传称，中国欲图自强，机括在急造铁路，建议以北京为中心，分向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兴建四线。反对者谓铁路为害有三：一为洋人从旁凯觎，借端要求；二为碍田、庐、坟墓、桥梁；三为夺轮船招商局之利李鸿章虽力言有利无害，亦承认风气未开，筹款不易，借洋款流弊颇多，大举修造尚非其时。

列强对于中国应办的新事业，几无一不虎视眈眈，而以电线为最早。一八六一至一八七九年间，俄、英、法、美屡以为请不遂，但丹麦大北电线公司已于一八七一年自设香港至上海海线。一八七四年，沈葆桢奏准安设福州、厦门、台湾电线，由大北公司承办，先办陆线，以居民阻止而中止。一八七九年，李鸿章于大沽、天津试行，用以&ot;号令各营，顷刻响应&ot;。遂于一八八〇年，请筹办津沪之线，设立天津电报学堂，谓用兵以神速为贵，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奉旨准行，亦由大北公司承造，引起了英、德、美的抗议。一八八一年，津沪通报，设电报总局，官督商办，已非专为军事，负责人为盛宣怀。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四年，上海至汉口，天津至北京、山海关、旅顺，广州至广西龙州各线，一律竣工。其后愈扩愈广，各省及西北、西南边区诸线，陆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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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经费无着未成。

五、驻外使馆的设置

有约国家，公使长期驻扎北京已十五年，中国迄未派人驻扎有约国家。斌椿出洋是观光性质，蒲安臣奉使是临时性质，崇厚赴法系为谢罪。中英滇案发生，英使要求条件之一为中国须派大员赴英国通好谢罪。谢罪只是一时的，通好应是长期的。清廷从恭亲王、李鸿章之请，命夙晓外情的前署广东巡抚郭嵩焘，以侍郎候补授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即驻英公使。时人多视出使外国为大辱，郭毅然任之，慷慨以赴，并请将出使著为定例。

一八七六年，郭抵伦敦。他认为出使外洋，固当委曲以通和好，遇事则须以理求胜，无所屈挠；尤当&ot;一切细心体察，究知所以为利弊得失，苟利于国，仿而行之，否则置之。一存薄视侵侮之心，动作议论，必有不能适宜者&ot;。&ot;西洋立国，本末兼资，……正宜推考其情势。&ot;英人对于他的风采，深致好评。不久又兼使法国，他的高尚尔雅风度和名望，亦深受法人敬重。他屡次致书李鸿章、沈葆桢，盛言西洋气象日新，学校规模整肃，讨论精详，一皆致之实用，凡百取成于学。四十年来，中国之不知洋务，由于不学。复将来英途中闻见观感，撰为日记，称颂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如能知其本末，应付得宜，即可致富强，否则必被其祸；并斥宋、明诸儒为害之烈，及今日士大夫的鸱张虚惘。国内的议论对他自始不利，至是物议益为沸腾。编修何金寿劾他&ot;有二心于英国&ot;，他的至好王闿运说他&ot;已中洋毒&ot;，一向钦佩他的李慈铭责他&ot;不知是何肺肝&ot;。他的副使刘锡鸿内结军机大臣李鸿藻，蓄意构陷，更使他痛心，因之一再求去。一八七九年召回，继任人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郭离英之前，英国朝野皆惜，说他到任以来，不亢不卑，进退合度，遇事用心，见识宏远，对于西洋政事之宜，皆能明察，以大公无私之心，径告国内，知无不言，不愧国使。返国之后，英人仍怀念不置，说他镇定持重，与外国处无损其影响与威仪，对中国政府确已尽职；说中西情势为郭深知，如能畀以大任，不仅为中国得人庆，外国亦将受益。但是他不仅未获重用，且不敢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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