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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一般来讲，男子对于妻子的前夫有一种本能的忌妒，而对妻子带来的前夫的子女则态度不一。有的像任布那样，视之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女，甚或因怜悯之心，超过对己子的待遇；但也有如杜衍继父钱某式的，视妻子前夫的儿子为累赘，拒不收留，或者加以虐待。任布类型的丈夫有男子汉的宽厚胸怀，尊重妻子，从而及于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把抚养和教育他们作为自己的责任。妻子见丈夫如此尊重自己和爱护孩子，必然增强对丈夫的敬爱，因此夫妻感情深厚，生活必定美满，会是一个幸福家庭。反之，虐待妻子的前夫子女，妻子心里痛苦，很难增进对后夫的感情，后夫的这种态度还会影响到他的子女与带来的子女的关系，这种家庭难于和睦。男子对于妻子前夫子女的态度，关系着全家生活状态，善于处理的人才会得到幸福生活。而善待妻子前夫的子女，承担抚养义务，是道德高尚的表现。任布类型的后夫对待妻子前夫儿子的热忱负责精神，虽然古往今来屡见不鲜，但是仍值得推崇，因为杜衍继父钱某那样的人也不少见，发扬前者，以杜绝后者，提高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

异父母的兄弟姊妹如何相处，这也是处理好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张皇妃在得到宋仁宗宠幸后，有条件照顾家人，对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同母异父的弟弟一样给予恩惠，不歧视异父兄弟，把他们看作一家人，实属难得，也是好品质。

处理好妻子前夫子女的关系，处理好异父兄弟姊妹关系，要有一个思想前提，就是承认妇女再婚的正当性，对她们的再婚给予同情、支持，至少要谅解，克服烈女不嫁二夫的腐朽思想。把妇女二次婚姻看成是正常现象，对她的前夫子女就不会另眼看待了，『拖油瓶』之类的观念就不会存在了，家庭关系就会处理好了。

总括全篇所要说的意思：子女尊重再嫁母亲，异父的兄弟姊妹相互爱护，丈夫抚养妻子的前夫子女，是处理家庭人际关系的正确态度，反映道德品质的高尚，是我们民族的一种良好文化传统，需要今人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第十节秦汉以降的家庭结构

历史上家庭结构和家内人际关系是个大题目，作一部有相当分量的专书也不一定说得清楚。讲家庭结构更需要统计资料，梁方仲据二十四史等载籍整理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对它的研究很有用，但也很不够用。这篇小文只是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

家庭结构的内容，包含家庭规模、成员和主体。孟子讲『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是说一般人的家庭是八口人。同时期李悝在计算普通人家庭经济时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iddot;食货志》）又是说一家是五口人。秦汉以后，人们讲到家庭人口，或说『八口之家』，或说『五口之家』，大体上可以这样说：秦汉以来家庭人口在八口左右，或五口上下，换句话说，一般家庭是五至八个人。

商鞅变法，强令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家庭分居，故秦汉以后，大量出现五口左右的家庭。贾谊说：秦朝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有谇语』（《汉书&iddot;贾谊传》）。这是说有家产的父子分开过，各自组织家庭，没有家产的，儿子离开家庭，剩下父母。父子分家，相当彻底，从财产的严格所有权上分辨最清楚，儿子不愿意向父亲借农具，害怕父亲表现出施恩的脸色，而使自己处于难堪的地位。同样，母亲到儿子家拿笤帚畚箕一用，竟会遭到责嚷。这些做法和心理无不表明父子是分得一清二楚的两家人。晁错讲到汉朝农民的痛苦，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汉书&iddot;食货志》）以五口之家举例，理应表明当时五口人家的普遍性。两汉政府实行举孝廉政策，要把地方上著名的『孝悌、有行义』的人吸收到政府中来（《汉书&iddot;宣帝纪》）。被举的孝廉既是实行孝道的模范，与父母同居应是当然的前提，但是东汉产生『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葛洪《抱朴子&iddot;外篇&iddot;审举》）。孝廉尚且同父母分居，其他的可想而知了。社会的现实是成亲的儿子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不多。而在一起的家庭，有时会受到社会的敬重，如西汉末年刘秀舅氏樊重、樊宏家庭『三世共财』，被视为『礼仪恩德行于乡里』之家（《后汉书&iddot;樊宏传》）。此种礼敬恰说明这类家庭的稀少。

南北朝以后父子分家的现象也很普遍。刘宋时周朗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民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宋书&iddot;周朗传》）无论是士大夫、平民，多达百分之六七十的家庭是父子析居的，正因此聚居成为可贵的事，刘宋酉阳县人董阳『三世同居，外无异门，内无异烟』，被政府表彰为『笃行董氏之闾』，蠲免赋役（《南史&iddot;孝义传》）。隋代，四川、陕西南部的庶民之家，『父子率多异居』（《隋书&iddot;地理志》）。江南民间大体也是父子分开过。而在岭南，父子不但析居，如果父亲贫穷，还有卖身于儿子的现象（《隋书&iddot;地理志》）。四川、陕南子孙与父祖别籍异财的现象继续到宋代。可能是异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北宋政府加以干预，宋太祖开宝元年（968）令地方官劝谕父子共居，否则治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条）。次年更下令，有违犯的处以死刑（同上，二年八月丁亥条）。政府的决心正说明析居问题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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