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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五口之家应是父子分离后的家庭，其成员为丈夫、妻子和他们的未成年的儿女，间有未成年的弟或妹，基本上是两代人，其中以夫妻为家庭的主体，丈夫是家庭的主宰。这类家庭也可能有鳏父，或寡母，从而组成三代家庭，但仍以第二代夫妇为家庭主体，第二代男性为实际家长。这种家庭排斥已婚的兄弟在一起，历朝政府所表彰的『三世同财』，主要是兄弟同居共爨（cuàn），那是另一类型的家庭。

八口之家基本上是三代人，若第二代有兄弟妯娌，第一代男性在，则为家长，主体仍在第二代。丧失父母，兄弟妯娌很少在一起的，这样的八口之家罕见。下面我们将有机会说到一些事例，这里不赘。

五口之家，八口之家，在成员多寡、家长等方面有区别，以壮年夫妇为主干则是共同的。它们的成员数额差别不大，血统上不过两三代，到四代的甚少。五口之家是小家庭，八口之家是中小型家庭，与五口之家接近，之所以不称为大家庭，因为还有『百口之家』的真正大家庭存在。

历史上不乏百口之家，或自称，或被人称为『百口之家』的家庭，多是贵族、官僚之家。成员包括三代以上的血缘亲属，其中至少在一代人中有兄弟妯娌成分。如以四世同堂来说，第一代可能没有兄弟、妯娌，第二代、三代必然会有。这个家庭不仅有男女主人，还有男女奴仆，还会有寄食的姻亲，所以又说是『尊卑百口』。它的家长，在贵胄之家是有爵位的人，在百官之家，一般是官职高的长辈，在这里官职重要，但不是绝对的。如北宋初年，王溥官至宰相，其父王祚虽只做过刺史、防御使，但家庭中仍以王祚为主，百官到王府拜见宰相王溥，王祚每每作主人招待客人，坐主人席，王溥在左右侍候，客人哪能安心，每当王溥让酒，客人离席告罪，可是王祚却说：这是小东汉庖厨石刻像犬，诸位请不要起身，安心受他的敬酒（《宋史&iddot;王溥传》）。尊为宰相的王溥在家中不是家长。百口之家是大家庭，它与宗族同爨的还有所不同。民间几世同居的，成员可以多到几十几百，历史上不称它为『百口之家』，以别于贵胄官僚家庭。这种同宗义居，也是大家庭，不过更确切地说应是宗族家庭。

概括起来，秦汉以来的古代家庭，有三种类型。一是小家庭，以一夫一妻为主干；二是中小型家庭，以有父母、子媳共居为特征的人口不是很多的家庭；三是贵族官僚的大家庭，少量存在的宗族家庭是大家庭的变形。小型和中小型家庭的数量远远多于大家庭，而小家庭比中小型家庭还要发达。

何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多?这与家内矛盾的发展有关系。在家庭中，家长是主宰，家庭财产为他所有，子女是他的财产，甚至妻子也是，他支配家庭经济，督率子弟经营生产，子弟的收入交家长，而家属不能随便动用家庭财产。家长对子女有处罚权，送审权，有时候还有杀子权。

子孙要尽孝，以家长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这样在家庭内部分为管制与被管制两种人，两者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要出现家属反对家长的斗争，所以历史上家内不和是常见现象。

汉宣帝元康年间（公元前65～前62年），有一年统计，民间子弟杀死父兄、妻子杀害丈夫的，共有222人。这一年宣帝和后将军赵充国商议攻打匈奴，丞相魏相表示反对，理由之一是民间不稳定，论据就是上述凶杀案，他认为不是『小变』，应高度注意，把整理内部当作急务，而不应忙着攻打匈奴（《汉书&iddot;魏相传》）。政府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一点也不过分，没有激烈的冲突，父子夫妻下不了手自相残杀。

南北朝时期，南阳有个富翁死了，『诸子争财，兄遂杀弟』（《颜之推《颜氏家训&iddot;治家》）。如果这个富人生前给儿子们分了家，倒不至于有分财矛盾，以至骨肉相残。萧梁有个中书舍人，待家人极严刻，妻妾被迫买通了刺客，乘他醉时把他杀了（同上）。南宋朱熹在一份奏札里说，他见近年判的案子，对『以妻杀夫』，『以族子杀族父』，『以地客杀地主』，都处刑过轻，不要偿命，只是流放，这就犯了失出的错误（《朱子大全&iddot;戊申延和奏札一》）可见当时妻子杀丈夫的事情不少。

家人相杀，是家内矛盾严重的表现，大多数是家属对家长来的。家属之间也有不少矛盾，如婆媳、妯娌、姑嫂之间经常会有龃龉。后娘与前妻之子、前夫儿子与后夫儿子之间也有隔阂。后娘对前妻子女视之如己出的，虽不乏其人，但虐待的也多，所以社会上对后娘往往没有好看法，后娘也觉得难于做人。如唐代崔衍少年时受继母李氏虐待，他的父亲左丞崔伦出使吐蕃，崔衍也当了富平尉，崔伦出使归来，李氏故意穿破衣裳，等到丈夫问原因，说崔衍不给她衣着饮食，崔伦信以为真，责打儿子，还是崔衍的叔父崔殷说明真相，才使他父亲明白过来。崔衍在父亲死后，对李氏及异母弟崔合却很好，崔合借债，总替他偿还，以至官做到刺史，而『妻子衣食无所余』（《旧唐书&iddot;崔衍传》）。这是一好一坏才没有激化矛盾。家庭规模大，人际关系复杂，冲突就多，甚至于激化，有的人为理好家，过好日子，不愿意要大家庭，小家庭必然会增多。

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的上食妇女家庭析居的积极者是谁呢?首先不是家长，其次不是母亲，而是儿子夫妇，兄弟夫妇，尤以妇女为主。如东汉陈留人李充家庭，李充已娶妻，母亲健在，兄弟六人，他是弟弟，想来还有嫂子。家里很穷，衣服不能每人备办，只能轮着穿。他的妻子私下跟他说：家里穷成这个样子，也维持不下去，我有私房钱，我们不如要求分开来过，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李充假意答应，说要请客分家，妻子高高兴兴地办了酒席。客人到齐了，李充跪在母亲面前说：媳妇不懂道理，叫我和母亲、哥哥分开过，这样的妻子我不能要了，说着就把妻子休回娘家。这个家当然没有分，李充成了有义行的人，可是主动要求分离的妻子却遭了罪。东汉汝南召阳人缪肜，兄弟四人，各娶妻子，他是老大，兄弟们年幼时就死去父母，他是家长。几个弟媳要求析产，妯娌之间也经常吵嘴。缪肜不知怎样才能维持这个家庭，一天把门关上，自打自责：『缪肜，汝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将以齐整风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弟和弟妹们见长兄如此难过，不敢再要求分家了（《后汉书&iddot;独行传》）。到隋末，饶阳人刘君长的反对分家跟前述李充如同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他有一个累代共财的家庭，时值农民战争的混乱时期，缺少粮食，他的妻子想分家，要想说服丈夫，就把院里各个树上的雏鸟放到一个窠里，这样诸鸟争斗鸣叫，她说：现在天下大乱，禽鸟都不能相容，何况人呢，还是分家吧。刘君长听了妻子的话，分出来单独过活。一个月后，他觉得不对劲，指责妻子是『破家贼』，赶出家门，又同堂兄弟们一起生活去了（《旧唐书&iddot;刘君长传》）。元代辽阳人郭全是老大，兄弟五人，各有妻室，他的弟弟、弟妹全都要求分家，他不会做缪肜那样感动人的事，只好分家了（《元史&iddot;郭全传》）。上述事实说明，处于儿媳、弟媳地位的妇女是分家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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