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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1页）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也讲道，退佃并不那么容易。他说：逐出佃户的实际困难在于寻找一个合适的替换者。因此，抱着将来收回租子的希望，宽容拖欠是符合地主的利益的。

&ldo;要是碰上那些子事，地主难道不能去打官司？&rdo;‐‐这怕是读者会进一步提出的问题。

研究农民抗租，当然要涉及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法令的问题。遗憾的是，历史上政府有关主佃关系的法律和政策，一向是研究的一个薄弱点，并没有受到适当的重视。

就说打官司吧，与一般认为&ldo;官府受理词讼必然偏袒某方&rdo;的认识相反，过去处理主佃间的纠纷，并不是政府的责任。这种状况到清代雍正初年才有所改变，当时鉴于&ldo;田主苛虐佃户&rdo;，制定了一个条例，同时考虑到另一方面的情况，加上了&ldo;佃户欺慢田主之例&rdo;。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佃户欠租，业主不得擅自责罚；另外，佃户也不得拖欠地租，否则官府皆可出面追究。从《清实录》所载的为数有限的几个案例来看，它主要是惩治了官绅地主。

据史书所说，业户之中，&ldo;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忍气吞声无可如何者&rdo;；&ldo;情极送官，未尝不追，然皆有名无实。况田主一经涉讼，未免有守候之盘费与往返之耽延，计所欠之租，即使如数追还，尚然得不偿失，况告官未必即追，追而未必全还乎？&rdo;而&ldo;地方有司，又未免以业富佃贫，量追了事，究之应得之租十无一二&rdo;。地方官府的传统职责，一向不过是&ldo;征粮&rdo;、&ldo;听讼&rdo;，其中并不包括征收田租，所以朝廷新的规定无异给地方官员平白增添了许多负担，而与他们应负的主要职责没有多大关系，以故&ldo;告追每置不问&rdo;，仍如旧惯；若遇佃户抗欠，&ldo;地方官率漠然不顾，曰：吾但能催赋，岂能复催租&rdo;，仍被置于一个较次要的位置。

清代法律实行的效果如何，毕竟还要看各级政府对待增租、夺佃以及一般租欠等问题的具体态度。它正是政府处理主佃关系时会遇到的主要问题。

增租，在这一问题上，清政府的态度通常并不准许加租，如乾隆朝名臣、直隶总督孙嘉淦说：若业户添租，&ldo;租银既重，逋负必多，一遇歉收，弃地而逃，并少租而不可得矣&rdo;，反对加重租息。为此，也有不少地方官府曾免除杂租及大斗苛求。对于田主向佃户多加押租，官府往往也是不准的。

政府的这种态度，在对旗地的有关处理中表述得最为清楚。为此曾几次议定&ldo;禁止增租夺佃&rdo;。

清代还屡次蠲免田赋，并多次令田主照蠲免分数免征佃户田租。到乾隆年间，竟超出了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议者的批评也多集中于指责清政府没能强令地主减租。

清政府为何不许随意加租？在昭梿一案中，有一条上谕明确表示：政府尚秉承&ldo;永不加赋&rdo;之则，一般地主业户岂可随意增收地租？！这也许是一条很有分量的说明吧（详见

第五章）。

还有学者提出，从租佃契约内容来看，无非是规定佃户交租必须如额交足，&ldo;而没有任何限制地主保护佃户佃耕权的规定&rdo;；是&ldo;容许地主单方面恣意妄为的&lso;契约&rso;&rdo;；&ldo;完全体现了地主的旨意&rdo;，‐‐如果了解了上述背景，即农民的抗欠行为，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想法。恰恰在历史上，大量的现象是，田主（以及债主）一方的这种&ldo;权益&rdo;很难（完全）保障，它已经成为一种基本事实，所以需要在契约中反复强调（反复申述也表明了其议而不行的一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从现代契约的签订中了解这一类租约的当与不当（如你自己把成千上万元钱付给对方后，在合约上应写些什么……）。

但地主收租，到底能收多少呢？是不是通常所说的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五十以上？

为回答这一问题，还有许多事情应该交代。就拿通常所说的地租率百分之五十来说，其实它是指土地的&ldo;主产物&rdo;（或&ldo;正产物&rdo;）而言，并不包括全部产出的。也就是说，过去和现在计算亩产量的方法很不一样。如果算入后者（最明显的例子是南方的小春作物，过去都不计租），则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如果同意前述地租实收率只有七八成的样子，这样二者相乘，就能得出如下结果：

40％&tis;75％＝30％

即地租率一般就是百分之三十左右。哪里会有百分之五十呢！

这个结论，是不是会与以下说法‐‐如人口增加导致竞争激烈、剥削强化说，土地集中、地租日益提高说‐‐发生矛盾呢？

张五常先生曾在他的《佃农理论》里说：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地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如果在这句话前边加上&ldo;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rdo;，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这也许就可以回答那些劳动过密，以及过密只会使佃农更为不利的种种观点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的&ldo;斗争&rdo;，还是地主的&ldo;让&rdo;（情让、忍让），即中国传统儒家理念作用的结果？为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与会学者（农村所、经济所、社会学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曾为此发生了有趣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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