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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1页）

据9个支队统计，在援越期间的机动伏击作战中，共击落美机125架，约占击落美机总数的20。中国援越各高炮支队和各工程支队的防空部（分）队，在越南3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共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5]

随着中国高炮部队的源源到达，全面展开防空作战，越南北方的防空力量大为加强。美军飞机在连续遭到打击之后，开始改变战术，投入了众多新式兵器，对中国防空部队实施更加猛烈的攻击。其中，一度对中国防空部队造成重大威胁的是&ldo;百舌鸟&rdo;导弹。这种导弹，是一种利用目标辐射的无线电波被动导引，专门攻击炮瞄雷达的空地导弹，一般在30-20公里的距离上发射。由于美国飞机大多利用云层掩护对地面目标攻击，中国防空部队主要靠炮瞄雷达测得射击数据，这就给美机发射&ldo;百舌鸟&rdo;导弹提供了机会。在初期作战中，中国高炮部队曾连续遭受损失，后经总结经验、研究对策，很快找到了对付&ldo;百舌鸟&rdo;导弹的方法，这就是，如果美机向中国援越防空部队阵地炮瞄雷达发射&ldo;百舌鸟&rdo;导弹，雷达发现后，立即关机，使其失去攻击目标，各门高炮随即依靠光学瞄准设备迅速捕捉住美机目标，连续集火射击，击落之。这种防范措施的有效施用，令美军&ldo;百舌鸟&rdo;导弹的命中率急剧下降，只有6。[6]

通过对口述史料和档案文献材料的综合整理可以看出，前者虽然在时间、数字等方面存在欠缺，却补充了一些重要的细节，诸如防空专家组赴越、越南防空部队在战争初期时的状况、中国空军的备战情况、培训越南飞行员等等，由此进一步丰富了后者的内容，使这段历史变得鲜活了起来。除此之外，这段口述史料还反映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根据恽老的访谈录，中国空军较早介入了越南战争，在越战还处于&ldo;特种战争&rdo;阶段的1964年初中期，中国即在中越边境地区部署了高射炮师，空军一方面先后派出由高级干部组成的防空专家组和100多名专家，考察越方的防空能力和帮助越方训练人员；一方面在云南建立航校，培训越南飞行员，并允许越南的飞行部队从云南的蒙自等机场转场作战。与此同时，将两个空军师部署在云、桂边境地带，做入越准备，四个防空师进驻云南各机场备战，地空导弹部队起用，特别是空军最初还有派飞行部队入越的打算。

这种军事部署情况与中国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密切相关，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分析是，美国强化侵略越南的行动第一步可能是扩大&ldo;特种战争&rdo;的范围，第二步是出兵南越，轰炸北越，第三步才是进攻北越，打朝鲜战争式的局部战争。[7]1964年6至7月，毛泽东明确了中国方面的战争底线，即，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再次以志愿军的形式开过去。周恩来则在中、越、老三国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中国的方针是&ldo;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rdo;，[8]为美国划出了十七度线这条战争升级的界限。中国政府并于8月通过针对东京湾事件发表的声明指出，美国侵犯北越，中国不会坐视不救。[9]从而公开亮出了中国方面控制危机升级的底线。美国方面注意到了这一信号，并把它与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反对美军靠近鸭绿江时发出的警告联系到了一起。[10]

总之，中美发生热战的第三种前景是中美两国都要竭力避免的，而且在中国方面看来，通过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此前景出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11]由此，中国将防备的重点放在了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行动上。访谈录中关于毛泽东不愿造成中国与美国直接作战的态势，因此反对派飞行员入越的细节，实际为中美双方接受朝鲜战争教训，寻找消弭危机途径的史事，提供了一个新的注脚。而周恩来修改空军方面所拟的打下美国飞机声明的内容，还从一个角度表明，事实上从5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美两国都在注意谨慎从事，避免由某种突发事件导致双方发生正面军事冲突。

谈到1964年夏中国空军专家赴越的问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由于苏联在1961-1964年援越抗美初期阶段对越采取消极回避的&ldo;脱身&rdo;方针，使得此期越南平衡与中苏双方关系的砝码实际上向积极援越的中国一方倾斜，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和影响大大降低，乃至到是年11月，越南国防部直接通知苏联驻越武官：越南已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他们的工作一经结束就应离开越南，越南也不要求苏联再派替换人员。[12]可以说，越南方面这时对中国军事专家的倚重，实际也助长了越方对苏联专家的排斥心理。因此，在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中国对越影响的加深，以及苏联面临退出东南亚地区舞台的趋向，成为促使勃列日涅夫执政伊始即调整对越方针‐‐改&ldo;脱身&rdo;为&ldo;插手&rdo;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访谈录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即中苏协助越南防空作战的分工：苏联地空导弹部队保卫河内周围地区，中国高炮部队的护卫范围为河内外侧100公里以外地区。这种分工存在以下内涵：

其一，1965年2月初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胡志明等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援越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4月，黎笋率团访苏。苏越经双方会谈，确定了包括军援在内的进一步援助的具体方式和数量。同期，河内的关键性防空区域已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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