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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1965年初，美国开始逐步派遣地面部队及其附属国军队进入越南南方，同时扩大空军和海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将对越侵略由&ldo;特种战争&rdo;升级为一场局部战争。随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也各自着手新的战略定位，中美苏、中苏越三角关系的色彩逐渐浓重。

赫鲁晓夫的&ldo;脱身&rdo;政策使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和在越军中的影响大大削弱，至1964年末甚至到了越南国防部要清退苏联军事专家的地步。[1]面对此现实状况，苏联既不愿冒遭受中国公开、尖锐的批判，进而丧失其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领袖地位的危险，更不愿就此放弃地缘政治利益，彻底葬送其加强在东南亚地位的前景。毕竟越南是苏联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的一个主要通道，苏联的近期战略目标是与美国分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并构建对付中国的据点；远期则是要独占对该区域事务的主导权。为此，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即调整苏联的对越政策，将单纯的道义支持转变为物质援助，并于1965年初开始逐渐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力度。此外，为了维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的战略，苏联在实施对越&ldo;插手&rdo;政策的同时，就积极谋求通过磋商解决战争问题。

此期毛泽东已愈益关注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开始不断权衡苏联和美国的威胁何者为重。对于毛泽东来说，出于地缘政治战略上的考虑，苏联这个北方的威胁更邻近也更直接；而从意识形态上评判，其对修正主义的敌意实际比对美帝国主义的敌意更深。在毛的认识中，修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要比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危险得多。由此，他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寻找打破几十年与美关系僵局的契机。中国在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时，对意识形态的考虑逐步向安全意识转变。

这时，中苏分裂的事实已使西方世界切实感受到共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其分化趋势正堪利用。于是，因泥足深陷越战而力量削弱的美国，开始考虑体面地结束战争、借助中国力量与苏抗衡的可能性。1967-1968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发展，尤其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向西方显示了中苏关系已处于战争的临界点。中苏冲突的升级为美国实现同中国和解的战略意图提供了条件，美国随即转入从决策上具体利用这一历史机遇的过程，一方面向中国发出缓和信息，一方面向苏联显示其对华战略意图，目的都是一个，即在推动越美和谈、政治解决战争问题上获取苏联和中国的帮助。1968年底毛泽东从最初的反对和谈转而采取赞同态度的事实，实际即反映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一种因应。而苏联更在解决军事争端的政治斡旋中，发挥了重要的，也是主要的作用。

越南自40年代以来就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经济力量衰弱的现状，使其在反侵略战争中迫切要求得到中国和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由于对苏联军援的倚重，越苏关系也从冷漠趋向亲密。而对于越南来说，在地缘、历史等因素的作用下，其潜意识中始终把毗邻的中国这个强大的盟友，视为对自身安全的一种威胁。这样，当中国不仅不能与苏联重新携手共同援越，而且在苏援物资过境运输等问题上与苏联矛盾频仍，有时甚至发生激烈冲突；[2]中国坚决反对越美和谈，竭力防止苏联借此掌握对越南问题的发言权；并在某种程度上对越施加压力，要求其服从自己的反苏路线时，越南领导集团中的亲苏疏华倾向也随之逐渐发展。至60年代后期，越南劳动党实际已决定同苏联结盟，而1969年胡志明的去世，为此铺平了道路。[3]

第四，抗美战争后期（1970-1973）。

这一阶段的中美苏和中苏越三角关系成为一场三方都参加的游戏，战略因素更为突出。

近观中国，在同苏联的关系由敌对升级至对抗后，毛泽东打开中美外交局面，并试图建立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于是，中国重新大规模援越，以求迅速结束战争，及早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美之间从1973年开始着手进行军事合作，实际上逐渐构筑起了&ldo;准同盟&rdo;性质的战略安全关系，并使这种双边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中美双方交往的纽带。其实，在中美苏三角外交中，中国本有可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在三角平衡的天平中增减砝码，影响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强硬、僵滞的反苏立场和对苏政策，阻碍了中国去灵活地运用这种身份，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选择了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到底的方针，并试图从某种程度上把三角关系变为一种反苏的工具。其结果是，不但消除了美国对中苏言归于好、再结同盟的疑虑，而且还加重了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中国的外交再次陷入了实现世界革命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矛盾之中。

从苏联方面来看，勃列日涅夫在羽翼丰满之后，结束了以往由赫鲁晓夫确立的寻求与美平起平坐的外交总路线，逐步将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到自己的轨道中，于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对美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苏联一面积极发挥其政治斡旋作用，避免破坏同美国的关系；一面也大力援越，并利用中美联合问题离间中越关系。这时，苏联已将目光牢牢盯住了对东南亚的控制权，而且开始掌握印支这把开启东南亚之门的钥匙，认为自己已拥有了在印支地区确立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为此，苏联试图最大限度地运用这种有利地位，发展和巩固与越南关系的新机遇。[4]越战结束后，苏越战略联盟逐渐形成。苏联扶植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支持其入侵柬埔寨，并控制老挝，建立所谓印支联邦，把印支半岛变成了一个反华基地，终于导致了中越之间的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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