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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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章（第1页）

越南对中美接近和改善关系心存介蒂，他们在与美国进行和谈的同时，却不愿看到中美对话。越南领导人在内部报告中曾打过这么一个比喻：两个兄弟，一个兄弟和别人打架，另一个兄弟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对于尼克松访华，越南更表现出不满情绪，以至在2月21日中国使馆与越方举行传统的春节联欢会时，越南方面竟无一人出席，因为这一天尼克松到了北京。[3]

河内显然是抱怨北京没有在和谈问题上表明更加强硬的立场。中国采取如此克制的态度，当然主要是出于对调整外交战略、发展同美国关系的考虑，但在客观上，中国的有限实力也使它很难对美国进行有效的威胁。对于北京表明的实际上不愿介入的冷淡态度，美国只能表示接受和满意，虽然它本来是希望中国会对河内施加压力的。[4]

鉴于北京的这种立场，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实力和影响的确有限，美国便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态度比较强硬的苏联了。然而，在周恩来巧妙地把美国的矛头转移到莫斯科的同时，也不得不任由越南与苏联更加靠近了。

1971年4月，苏共二十四大对越南及整个印度支那形势极为关注，专门就越南问题做出特别决议。勃列日涅夫在工作报告中称印度支那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ldo;热点&rdo;之一，也有可能成为苏联&ldo;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rdo;。会后不久，苏联驻越使馆报告说，越南劳动党近几年立场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其表现为&ldo;能够更加理解和接受苏共的政策&rdo;，并确立了&ldo;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切斗争形式‐‐武装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形式相结合&rdo;的方针。报告认为，目前在越南&ldo;第一位的任务就是阻止战争进一步激烈化和扩大化&rdo;。报告还说，越南在事实上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关于建立&ldo;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斗争统一战线&rdo;的构想，而支持苏联的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越南对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表示疑虑，虽不便公开反对，但在比较重大的问题上坚持&ldo;捍卫自已处理此类事务的独立性&rdo;。苏联应对这种独立性继续给以支持和鼓励。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苏联对越援助&ldo;由短期过渡到有计划的、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rdo;。[5]

苏越之间的外交配合也更加密切了。例如，越南谈判代表在1971年7月12日巴黎和谈中提出的把美国撤军与撤换阮文绍挂钩的新建议，就是事前与苏联协商并得到支持的。[6]

继续援助，同时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

（1972年4月至1973年6月）

此期，在越南问题上的军事行动和巴黎谈判都进入到最激烈、最关键的阶段。中国没有因为抗议美国在越南北方的严重军事行动而中断双方的接触，中美在1973年3月互设联络处，迈出了双边外交关系的第一步。对于越战问题，中国一方面尽量满足越南的一切物质要求，一方面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然而，和平协定签字以后，河内便不失时机地转而依靠正处于实力顶峰的苏联了。

1972年3月底，北越军队终于向南方发起了酝酿已久的全面进攻。[7]

在越南看来，&ldo;战场上赢得军事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rdo;，这次进攻将决定战争的命运，因此集中了几乎全部正规军向南推进。[8]

对于这次意料中的进攻，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恢复对北越轰炸和布雷的报复行动，同时对莫斯科和北京施加外交压力，希望他们能迫使河内回到谈判桌前。基辛格在很大程度上把北越的进攻归罪于莫斯科的支持，同时也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展开对苏外交。面对美国以中断美苏最高级会谈相要挟的强硬态度，苏共中央政治局经过激烈争论，决定继续准备接待尼克松来访。最后，苏联不仅赞赏并答应向越方转达美国的&ldo;建设性&rdo;建议，还主动提出无条件恢复谈判的主张。[9]

中国则继续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战，同时不介入和谈的立场。4月3日，洛德秘密去纽约见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其正式事由是通知中国，美国海军将奉命不进入离西沙群岛12海里以内的地方，但信件的主要部分是提醒北京注意美国在越南的重大利害关系，指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以促进和平解决越战对于尼克松政府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美国在印度支那受辱，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对此，中国除了以外交部名义公开批评美国对北越的空袭，还在4月12日通过秘密渠道复函美国，对越南表示声援，警告美国不要在越南问题上&ldo;越陷越深&rdo;。但基辛格注意到，北京的信没有提出威胁，而且还在结尾时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0]

同日，周恩来接见越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阮进，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严正立场，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11]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援越行动。5月9日和10日，针对尼克松公开宣布对越南实行港口布雷和海空袭击，中国连续召集外交部领导成员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方对策。[12]

5月13日和14日，周恩来与春水会谈，商议由于美机轰炸造成的交通运输受阻问题。除了拒绝苏联使用中国港口的新要求外，周恩来答应在铁路修复、开辟海上隐蔽航线、增加武器装备援助、抢运粮食和汽油以及扫除水雷等问题上，统统给予帮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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