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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章（第1页）

18-25日，国家计委、军委工办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的援越任务动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6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交通和军工生产的负责人和224个企业的代表。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总后勤部装备部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越南方面要求提前和新增加的援助任务进行了认真研究，对要求提前的133项落实了98项，新增加的120项安排了92项，其余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安排落实。会议还决定，各单位缺乏的原材料由国家专项安排。为了不影响生产，有些紧急需要的材料，可由主管部门预先垫付，然后由国家归还；主管部门不能垫付的，由材料生产部门优先拨付，然后由国家统一结算。对于生产能力不足的产品，要采取技术革新、增加班次、提高生产效率等办法加以解决。个别重要的短线产品，经国家批准，采取措施，扩大生产能力，优先安排援越产品。[14]

余秋里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增加援越物资生产，大力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是一项紧急任务，&ldo;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rdo;。援越任务是&ldo;光荣的、重大的、长期的&rdo;，&ldo;不能讨价还价&rdo;，必须认真研究，安排落实。[15]

根据中国档案的记录，5月18日至8月22日，中越双方进行了频繁的会谈，商议并解决了援助越南的一系列具体问题。5月18日确定了增铺两条从凭祥至河内的野战输油管道、抢运越南从香港购买的200吨钢板等问题。5月20日会谈解决的问题有中国海军帮助扫雷、紧急增援300辆汽车、调拨抢修桥梁的器材、派遣导弹部队赴越由越南指挥等。6月8日双方确定开辟海上隐蔽航线，中方除同意提供越方货单里要求的100条50吨位货船外，再增加提供50条船，中方负责解决航船运输所需的食品、淡水、燃料供应以及船只修理，并提供打捞沉船的设备。6月16日确定中国派出公路运输代表团即刻赴越，商办开辟公路运输问题。6月18日周恩来答复黎德寿，同意将苏联、东欧各国1972年协议中尚未发出的140万吨援越物资暂存中国，以利于越南与之签订1973年援助协议；根据越方的意见，原拟派出抢修铁路和桥梁的两个中国铁道兵师不去了，但全部器材和物资调拨给越南。7月6日中方通知，应越南邀请赴越抢修铁路的40人专家组已经成立，10日内可以出发。8月22日中国同意了越南提出的增供3000辆运输车的要求，并争取在年内交货。[16]

此期中国越南最大的帮助可能要说是扫清海防港的水雷了。海运是援越物资进入越南主要渠道，而据美国的估计，海防港接受的援越物资是铁路运输的七倍。[17]

所以，当美国以7963枚水雷封锁越南北方沿海地区的所有港口和河口（其中海防港1000多枚）时，[18]

河内面临的困境是可以想见的。为此，越南紧急要求中国帮助扫雷。经商议，中国海军组织了由12艘扫雷艇、4艘保障艇和318人组成的扫雷队，自5月28日起陆续进入越南。扫雷队工作一年多，出海586艇次，航程278万余海里，相继疏通了越南北方海防、鸿基、锦普等港口至东北群岛的各条航道，清扫面积达201平方公里。越南海军对有关海区的航道检查后认为，中国海军扫雷工作队任务完成得很好，达到了清扫的目的。[19]

由于中国的帮助，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1972年进入越南的援助物资以及从北方运往南方的物资比1971年增加近一倍。[20]

用越方谈判代表、越外贸部副部长李班的话说，中国这次向越南提供的补充援助，&ldo;对一些主要物资可以说百分之百地满足了要求&rdo;，越南党和政府&ldo;都感到非常高兴&rdo;。[21]

然而，越南满足于中国物质援助的同时，对中国的政治主张开始表示不满。尼克松5月对莫斯科的访问以及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签署的确使北京感到不安。美苏接近无疑威胁到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外交战略，同时，中国也希望美军早日撤出越南，以加强在其他地区对抗苏联。北京对越南的外交方针，特别是对巴黎和谈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

基辛格在美苏最高级会谈后于6月19-23日再度访北京，虽然在越南问题上仍然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不过，基辛格也感觉到周恩来对实现停火的兴趣更大了。[22]

事实证明基辛格的感觉是不错的。尽管周恩来在与基辛格谈话时，没有改变对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但在与越南方面接触时态度则略有不同。在美苏会谈之前，周恩来向越南表示不过问巴黎和谈，支持北越把战争进行到底，赞成搞掉阮文绍政府。[23]

此后，中国则暗示越南应回到谈判桌前。7月6日周恩来会见春水和李班等人时指出：越南战争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美国有所松动，谈判解决，今后4个月是关键时刻。[24]

几天后周恩来又告诉黎德寿，&ldo;你们自1968年以来实行的打和谈的策略是对的。起初，你们刚开始谈判时，我们一些同志认为你们采取了错误的行动。&rdo;看来，&ldo;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rdo;周恩来还介绍中国内战时的谈判经验，指出应与其他方面的首脑谈，并建议河内直接与阮文绍及其代表谈，认为既然阮文绍仍然是右派的代表人物，那就还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取代他。[25]

在越南放弃和平谈判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中国强调谈判的正确性，自然含有提醒越南恢复谈判的用意。鉴于越南提出的停战条件之一就是要求美国撤换阮文绍，那么周恩来建议河内直接与阮文绍谈判，显然就是暗示北京不支持河内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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