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过的最经典的三句话(韩石山)_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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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1页）

这里没有《青年必读书》的写作时间。

那么《青年必读书》是什么时候写的或填的呢？

我的看法是，只会在二月十六日到二十日之间的某一天。

查《日记》，二月十六日即徐志摩《再来跑一趟野马》刊出的当天，&ldo;夜……伏园来&rdo;。第二天，&ldo;下午伏园送来译文泉卅&rdo;，十八日&ldo;下午寄伏园信并稿……夜伏园来&rdo;。而三天中，十八日的可能性最大。以常情推断当是，十六日徐志摩的文章出来，孙伏园晚上来到鲁迅家，催他填&ldo;青年必读书&rdo;的票，鲁迅没有当即填写，十七日送译文的稿费时又催了一下，鲁迅答应明天一定填起，这样十八日晚孙伏园来了就拿上了填起的票。

这可让鲁迅作难了（3）

再一个确凿的证据是，徐志摩在《再来跑一趟野马》中说，&ldo;我想起了胡适之博士定下的那一十本书目……碰巧那天我在他那里，他问我定的好不好&rdo;，&ldo;十本里有九本是我不认识他的&rdo;。也就是说，徐志摩是在看到胡适刊出的书目之后才写他的文章的。胡适的书目二月十一日刊出，徐志摩的文章最早也是二月十一日下午以后写的。考虑到徐文中的口气&ldo;我想起了……&rdo;，还应当再迟两三天才对。这么晚写出的文章，&ldo;以收到先后为序&rdo;发表，排为&ldo;五&rdo;号，二月十六日刊出。鲁迅的答卷排为&ldo;十&rdo;号，二月二十一日刊出，其写作时间怎么会比胡适的答卷刊出的日期还早呢？

不管怎么说，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上添加的日期，是不可信的。可以肯定，是在看了胡适、梁启超、徐志摩的答卷之后才写的。看了那些答卷，情绪上就不会不受影响。

鲁迅填写的那些话，既然是冲着胡适、梁启超，甚至徐志摩来的，就不能说不是意气用事，不能说不是&ldo;愤激之辞&rdo;。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一点，参看前面提到的那些指责文字不难明白。

对这样的指责，鲁迅是很在意的。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间在厦门，听说他的杂文集《坟》在北京印到一半的时候，特意写了一篇《写在〈坟〉后面》寄去，作为该书的后记。其中说：

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鲁迅全集》第一集第286页）

于此可知，所以添加那样一个日期，正是要避开这个&ldo;愤激之辞&rdo;的指责。

鲁迅真的反对读中国书吗（1）

回答只能是不。

他自己就是读中国书长大的，他的学问也是读中国书得来的。平日买书，也是买中国书多。且看一九二五年他的书账：

共买书七十八种。其中中文书写，所涉又是中国事的四十八种。日文书，包括译成中文的日本书，二十五种。英文书一种。以百分比来说，中国书占65，外国书占35。若考虑到外国书一种是一册，而中国书一种常是数十册，比如这一年他买的《别下斋丛书》一种就四十本，《佚存丛书》一种就三十本，中国书占的比例还要更高些。

买了书总要看，就是不看也要翻翻的，就是不翻也是备览的。

怎么能说他不看中国书呢？

自己这样执著地看中国书，怎么能劝青年&ldo;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rdo;？

是不是他真的不给人开书目？

也不是。

有这样一件事，最能说明鲁迅是给人开书目的。许寿裳是鲁迅几十年不渝的好朋友，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吾乡风俗，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ldo;天&rdo;字，一个是&ldo;人&rdo;字，和在书面上写了&ldo;许世瑛&rdo;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286‐287页）

经查，许世瑛一九一○年出生，一九三○年秋考入清华大学。

也就是说，在说了青年不必读中国书数年之后，他就开出书单了。

还要注意，许世瑛恰恰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和胡适开书目的对象是一个学校。

据此我们只能说，鲁迅是给人开书目的。只给自己的好朋友的儿子开，不给别人开，更不肯开给那些愿意学习国学的青年看。

这就不厚道了。

现在再来看，鲁迅给这位中文系的清华学生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书目。是不是全是些外国书？

下面是《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揭载的书目：

计有功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

辛文房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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