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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第1页）

不难看出，所有这些‐‐不管它是好、是坏，是有意还是无意，或有着怎样的自身矛盾‐‐直到二十世纪（特别是其下半叶），都还在活着，并对政府行为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

五、土地的全域性开垦

对上述看法，可能有许多读者不能同意：什么&ldo;多种经营&rdo;？清代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难道不就是开垦土地？

不错，清初政府重视土地开垦，清代垦荒也有很大成绩。中国官方耕地统计数字显示，明代中国约有耕地7亿余亩，进入民国（即二十世纪初）大约增加为14亿亩。这套数据尽管并不准确，但目前为止，我们已不可能得到更为可靠的统计数字（包括各种&ldo;科学&rdo;的分析调整在内）。由此粗看之下，中国耕地面积在清代已有成倍的增加。换句话说，中国耕地当中有一半是清代开垦的，清代以前二三千年所垦亦不过一半而已。[29]这成就当然是很大了。

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清代政府重视土地开垦，只是在清初的一个阶段，即所谓&ldo;恢复时期&rdo;，可以算作一种&ldo;恢复政策&rdo;，也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政策。大约到康熙中叶以后，随着&ldo;恢复时期&rdo;的过去和&ldo;发展阶段&rdo;的到来，朝廷对它就不怎么重视，而逐渐为新的&ldo;发展政策&rdo;所取代。

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即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而是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尽量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和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即在&ldo;三农&rdo;之外，兼修&ldo;园圃&rdo;、&ldo;虞衡&rdo;、&ldo;薮牧&rdo;之政。[30]其涵义已不止于&ldo;精耕细作&rdo;，也不仅在&ldo;多种经营&rdo;。在随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出现了经济作物等&ldo;商品经济&rdo;的发展，区域间生产优势的交换，以及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等等。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这当然不是&ldo;没有发展的增长&rdo;。可惜的是，清代这些成就多未得到应有的总结。以致到二十世纪中叶，政府以为经济的发展主要还应依靠土地的开垦，这种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31]尽管这时除一些边疆地区如东北以外已几无可垦之地，尽管十八世纪的欧洲人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这种&ldo;持久性&rdo;，看到了它&ldo;没有荒地&rdo;，以及土地上精心劳作和双季稻种植等。[32]

直到二十世纪末农村改革以后，中国经济才又重新走上了&ldo;旧有&rdo;的发展道路。不但农业&ldo;全面发展&rdo;，所谓区域优势交换，和农村工业的兴起，又有哪一条不是&ldo;清代的老路&rdo;？二者之间岂不存在一种直接的接续关系（尽管中间曾被打断）？

六、追求高产

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水平，一般多充满了误解。或认为它最多是&ldo;精耕细作&rdo;，或以为不过是一种&ldo;自给自足&rdo;的&ldo;自然经济&rdo;，很少或基本不存在&ldo;商品生产&rdo;；即使有些交换，也多是出自&ldo;副业&rdo;，目的是为了&ldo;补助&rdo;生活，充其量不过是某种&ldo;副业-补充&rdo;而已。这些看法大多是&ldo;现代社会科学&rdo;传入初期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出于&ldo;革命&rdo;的需要，早就应该修正。

为了解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忽视清代政策的出发点。如前所述，清代经济发展政策是作为人口对策而提出的，乾隆初年政府第一次统计大小男妇人口，即发现中国人口数量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第二年即乾隆七年报告已有一亿六千多万），远不是所谓二千几百万&ldo;丁&rdo;（虽然政府早就了解&ldo;人丁&rdo;统计的不可靠），这是历代所没有的。如此可以看到清人面临的是怎样一种局面。清代人口对策即于此时完成，面对人口增加的成倍增加（它在不久就增加到了二亿、三亿），恐怕任何&ldo;小打小闹&rdo;都不足以解决问题。[33]

因此，对粮食生产，清代政府不时表露出一种多多益善和区域自足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虽然当时还没有各种数字统计和生产指标）。康熙以来，政府于各地积极推广作物的优良品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史事。从《朱批谕旨》来看，雍正年间，政府对小麦在南方省份的推广非常关心。特别是在湖北，经总督迈柱劝导，&ldo;竭力种麦&rdo;，&ldo;从此种麦者多&rdo;。据民国初年各省小麦产量数字来看，长江流域江苏、湖北、四川和安徽已名列中国小麦产量最高省份之中。[34]世宗更不满于广东、福建等地依赖外省粮食，希望本地所产足供本省之用。[35]乾隆以来，政府厉行限制烟草种植和禁止粮食酿酒。也不时有督抚建议，民间种糯不得过百分之一，以限制酿酒；有种烟草、甘蔗、菱藕等物者，应&ldo;令其自行改复&rdo;，以保证粮田种植面积。美国学者曾小萍（&iddot;zel）评价杨锡绂说：重要的是，他建议加强促进生产的政府行为，尽管这已超出了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能力。[36]

这样做的结果，就使政府接近或在变相地干预和插手农业的规划。在中国数万万亩的耕地中，应当用多少来种植粮食？又应用多少种植棉花、蔬菜、油料等其他作物，每一类当种多少？对各地区不同情况应如何处理，又如何落实到每一县每一村？在当时的行政状况之下，能够依靠怎样的组织和人员去推行这些计划？又如何对待农民的规避行为和可能的&ldo;重副轻农&rdo;倾向？……可能正是这些细节和具体问题限制了清代的努力。因此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这些做法才被大规模的加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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