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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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第1页）

商代西南蜀人的服饰，地方色彩十分浓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体装饰。

流行戴脚镯、手镯，贵贱无别。如上述大型立式人像，左、右手腕各戴三镯，两小腿上各带一方格形脚镯。又编号为k1：293一跪坐人像，身份可能为近侍下人，腕上各戴二镯。另外在一边璋上所刻人物图案，亦有脚镯。

好耳垂穿孔，也是贵贱无别。一般双耳垂下各穿一孔，但也有在耳廓至耳垂上各穿三孔者。边璋人物图案之双耳垂部有铃形挂饰或双联环耳饰，揭示了耳垂穿孔与耳饰佩带法有关。这与前述殷人借帽下耳后垂带或发束系结耳环、耳玦的佩带法，截然不同。

其二，发型。

青铜人头像k22：34，耳旁留鬓发，长发梳向脑后，上端束扎施笄，发梢编成辫，垂至颈部。与殷人自头顶编短辫垂至颈部相异。

人头像2：58，发向后梳理，脑后饰蝴蝶形花弃。（图57）为中原所不见。

人头像k22：83，编发辫盘于头上一周，发际线齐耳根，耳上方留短鬓发。盘法亦与殷人自右耳后编一长辫，上盘头顶，绕经左耳后而回扣右耳后，很不一样。

青铜跪坐人像k1：293，头发从前向后梳，再向前卷，做成扁高髻形。（图58）按此类发型似用某种胶类将发胶固卷曲定型。这种方法亦见于东南淮夷或长江中游荆蛮人，唯发型有别。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墓葬出土车踵，（见图52：10）上饰人面，头发上收，束成左右双角者50000023_401_11；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青铜人面像也有此发型1；殷人亦见。然西南蜀人未见此类发型。

其三，冠式。

大致有五种。一是花状高冠，冠顶中间似盛开花形，两侧似叶，冠下段饰两周回字形纹图案，上下两两相对，又脑后冠下发际有两个斜长方形孔，似插笄之孔。此为高级权贵冠式，见于上述大型青铜立人像，二是扁平冠，类似殷人所戴的圆箍&ldo;頍&rdo;形冠，冠边或有饰回字形纹两周，上下相对。此为一般贵族戴，见于人头像k1：11、k22：90等。三是双角形&ldo;头盔&rdo;，前卑后高，上作圜形，角似爵足外侈，冠后直遮颈部，仅露后脑勺，后脑勺处有一插笄痕。此冠式接近殷商王朝家臣贱奴所戴之&ldo;爵弁&rdo;，但身份却不同，是为一般贵族，加人头像k1：5。四是平顶双角冠，双角位于冠偏后左右两侧，角向前卷曲如虿尾。见于小人像k22：04，似为近侍下人，五是山形帽，帽上饰雨点纹，见于边璋刻绘人物图案，似为舞人之冠。（图59）另又有三耸羽饰的武冠。

其四，衣着款式。

除上述大型青铜立人像所着长袖交领左衽深衣，是为高级权贵衣着外，所见近侍下人的衣式有两种，一种是对襟长服，长袖，窄袖口，束腰带两周，见于小人像k22：04；另一种是右衽长袖短衣，束腰带两周，下身着犊鼻裈50000023_402_11，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见于跪坐人像k1：293，此外又有一种长衣，衣长或过膝部，或垂及大腿部，见于边璋刻绘人物图案，似为舞人衣式。

其五，履。

流行跣足，贵贱无别，但舞人有穿一种鞋头尖而上翘之深帮履者。

显然，商代周边地区方国族落的服饰，尽管与中原商人有相似或接近之处，但其所固有的土著性、群体性和多样性，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这已由远离中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像以及刻绘人像方面，可以得到较充分的谛视。

不过，也应看到，夏商王朝实施的广纳兼容各方有利因素的开放性治国方略，使其自成一格的华夏服饰系统，相应注入了不少新活力，在服饰异同方面而内蕴的夷夏相斥心态，亦维持在一定低限。如前文&ldo;发型与冠式&rdo;节中提到的美国史密森宁研究院藏商代玉人面像，头戴雀屏式筒形高冠，美国沙可乐私人藏品中也有类似的玉人面像，唯高冠顶所插长羽分作左右两束，中间似另有饰物1。这类王人面像的传世出土品甚多，因其面目怪异，或称为玉鬼神面，（见前图53）过去有谓其年代属山东龙山文化时代、商、周、汉代等几种说法。1985年陕西洋西西周早期墓葬出有一件同类玉人面，只是无羽饰高冠2。最近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有一件人面玉饰，头戴卷角高羽冠，双耳挂环，嘴角各有一时獠牙3，形象几乎与美国史密森宁研究院藏玉人面像全同。一般认为这类人面像是鬼神像的勾勒，乃出于当时人的制胜邪恶信念。然其冠饰当本之现实生活，据其发现地域的广袤和沿演时代之久，至少表明夏商时期夷夏间的服饰相斥心态，并不构成严重社会问题。

再如，商代中原地区中下层社会中所见脑后束一个椎髻的发型，后曾长期流行于长江下游东南地区。《吴越春秋》称其地蛮夷&ldo;以椎髻为俗&rdo;。1984年丹徒北山顶春秋时大墓出土青铜鸠杖上跪坐吴人像4，额前及两鬓头发截短散披，即所谓&ldo;劗鬋&rdo;，脑后又盘束左右双髻。浙江绍兴出土鸠杖上越人形象，也作此发型。但后者脑后仅盘一髻，髻上横向插有双股笄，头顶髻发左右对分5，却为江南地区各自有的&ldo;椎髻之俗&rdo;。有迹象显示，夷夏服饰存异又交相取舍，在夏商时期一度成为主流。

这种状况自进入周代而为之一改。《逸周书&iddot;世俘解》记武王克殷后回归宗周，向周庙荐殷俘，&ldo;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rdo;，孔晁注：&ldo;取乃衣之施之以耻也。&rdo;由于殷周间的敌忾对立，两者间存在的服饰差异，被周统治者利用来有意制造族类排他心态的一项策略，甚至故意解取对方之衣进行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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