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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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第1页）

这一年的冬间，狂飚社在上海成立，其主要分子，如高长虹、向培良、尚铖、朋其等，过去都是北京莽原社的社员。鲁迅南来之后，就是为了向培良的

稿子问题，这团体内部就发生了裂痕;于是高长虹等便在上海成立了狂飚社，不独对在北京的韦素园加以攻击，而且对鲁迅翻了脸，称之为&ot;青年的绊脚

石&ot;&ot;世故老人&ot;&ot;戴着纸糊帽子的思想界的权威者&ot;。鲁迅真的发怒了，也曾

写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刊在《语丝》上。后来，他才知道高长虹所以骂他，关于向培良的稿件，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原由，真实的原由，却是

为了一个女性（指许广平而言），他就写了一篇历史小说《奔月》，刊在《莽原》上〈《奔月》，见《故事新编》那一时期，鲁迅的&ot;淡淡的哀愁&ot;，也可说是多方

面的。

他曾写了一篇《阿0正传的成因》，乃是由于西谛（郑振铎）那篇《谈〈呐

喊〉》所引起的。开头有一段带着感慨意味的述怀文字，颇有意味。他说:&ot;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

、

》》》眷

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

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39;世故&39;实在是太深了。&ot;这是他的人生观1。

这一年，可说是中国社会政治变动最大的一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

所向无敌。九月间，便攻占了汉口汉阳，围攻武昌了。鲁迅和许广平的通讯

中，不时也提到这些军事进展的消息。他处在夏门，恰在东路军的推进线上。当革命军和孙传芳的联军争战于江西境内，东路军便突破了福建防线向浙江

推进了。他的老友陈仪，浙江军事将领之一，原在孙联帅那一边担任军职，这时，便从徐州回师起义，参加了革命阵线了。〕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丁卯）四十七岁。

一月，他从厦门前往广州，二月，到了广州，任职国立中山大学。他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邀许寿裳氏来任教授。他住在中山大学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这间大钟楼是大而无当的，夜间有十几匹头大如猫的老鼠赛跑，清早有懒不做事的工友们在门外高唱。晚餐后，鲁迅

那一角，每有来客络绎不绝，大抵至十一时才散。客散以后，鲁迅才开始写作，有时至于彻夜通宵。《铸剑》等篇，便是在那环境中写成的。后来，他们搬

出学校，租了白云褛的一组，他和许寿裳、许广平同居。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他们初以为课余可以有读书的环境了。哪知感触之来，令人窒息，所谓&ot;抱着梦幻而来，一遇了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

一些索漠&ot;。

鲁迅在离开厦门前，就和许广平谈到自己的处世问题。他说:&ot;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为社会方面，则我想除教书外，仍然继续作

文艺运动，或其他更好的工作。&ot;1&ot;我觉得教书和创作，是不能并立的，近来郭沫若郁达夫之不大有文章发表，其故盖亦由于此。所以我此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游民而创作?倘须兼顾，即两皆没有好成绩。或者研究一两年，将文学史编好，此后教书无须预备，则有余暇，再从事于创作之类也可以。&ot;2

他因为职务关系，开学期近，在校忙于开会议，举行补考，核算分数，和他

们辩论种种问题，日不暇给。

二月，鲁迅曾往香港，在青年会讲演了一回。为了他的讲演，主持其事的人，受了许多困难;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人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他的讲题，是《无声的中国》。（他说：&ot;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ot;〕他说:&ot;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青年们是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和世界的人同迅在世界上生活。……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评掉古文而生存。&ot;3他对香港的印象是这样：&ot;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

三月，他的杂文集《坟》出版。黄花节（三月十九日〕他在岭南大学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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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鲁迅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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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他在黄埔军官学校讲演，也是这个题目。他说:&ot;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

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颇不少。……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

而转人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还有一层，是那时民生凋敝，

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那里有心思谈文学呢?……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的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了。这时候底的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的。……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ot;&ot;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一一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不过，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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