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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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第1页）

英国人向大清中央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铁路计划：以汉口为中心，南达广州；东达上海；西经四川、云南等省，直达印度；北由镇江到京津。其实，怡和洋行早在1844年就设想将铁路从印度的加尔各答修到中国广州。尽管关系密切得如同同志加兄弟，恭亲王依然坚定地拒绝了这一请求。

同一年，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及27家在沪的外资企业，集体觐见李鸿章。李鸿章当时还没调到中央混上&ldo;中堂&rdo;，只是个地方干部，担任江苏省省长（&ldo;巡抚&rdo;）。外商们要求修建一条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也遭到李鸿章的严词拒绝。

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在大清国的红灯面前，洋人们也学会了绕着走。威妥玛骑驴上任后一年（1865年），北京城终于出现了铁路。英国人杜兰德在宣武门外护城河边，铺了一段约500多米的小铁路，其上一台蒸汽机车&ldo;迅疾如飞&rdo;。那与其说是交通工具，不如说是嘉年华里的大玩具。当然，这绝非英国人吃饱了撑的行为艺术，而是一次广告促销。满以为&ldo;迅疾如飞&rdo;的火车一亮相，北京城内千树万树的榆木疙瘩们就能突然绽开，但没想到弄巧成拙。对这一新生事物，&ldo;京人诧为妖物&rdo;，&ldo;举国若狂，几至大变&rdo;，严重威胁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首都公安机关（&ldo;步军统领衙门&rdo;）雷厉风行，重拳出击，紧急拆除了这段铁路，及时地消除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在后世的主流史家眼里，彼时以恭亲王、李鸿章为代表的大清政府，在铁路建设上如同小脚老太太一般，胆子不够大，步子不够快，正是其颟顸、愚味的表现。但在那些看似无稽的&ldo;风水&rdo;等遁词后，恭亲王、李鸿章们的主要顾虑，还是在于国家的经济主权。铁路这一利权不能轻易让与外人，要尽量保留到中国自身经济恢复之后，自行建造。其实，同一时期大清国已经展现了对新生事物的热烈追求和对主权的坚定维护。恭亲王批准在英国一掷千金，购买了一整支新式舰队（&ldo;阿思本舰队&rdo;），后来又不惜赔本变卖，也不让英国人控制枪杆子，以维护大清中央对这支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军舰的舰队的绝对指挥权。

毛驴似乎战胜了铁路。但当时洋人中的敏锐观察者，却并未附和着轻率攻击大清国的颟顸、愚味，他们已经嗅到了&ldo;风水&rdo;等荒诞外衣包裹下的大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内刚。

一位长期观察大清政治的英国人高思特在1899年出版的《中国的进步》中，搬出了英国铁路初建时种种颟顸行为，为中国辩护，实在值得那些轻率非议先人的国人一读：

&ldo;六十多年前在英国，当人们建议筑造第一条铁路时，全国吵闹反对。如果那些喜欢嘲笑中国人害怕蒸汽机工厂和铁路运营的人们，能回忆及此，不是没有好处的。&rdo;

&ldo;那时英国人所提出的反对，比今天中国人所表示的厌恶，可笑得多了。中国人不喜欢他们的墓地受到侵害，或是他们风水的规条受到破坏。但是在英国，一个著名的律师居然说，狂风时，蒸汽机将无法运转，即使&lso;搅拨火炉。甚至增加蒸汽的压力到锅炉要爆炸的地步&rso;，也是毫无用处的。医学家说，隧道的暗淡与潮湿，汽笛的尖叫，机器的飞转，都将给公共卫生带来很大的损害。机车通过时的火花，将引起房屋火灾。乡绅们则担心自己牧场上的牛将受到惊吓而不再进食，母鸡则将停止卜蛋。许多人甚至担心工厂所吐出的烟雾将使蓝天从此变得暗淡无光（雪珥注：此点倒是蒙对了，符合&ldo;环保&rdo;理念）。这些荒谬可笑的担忧，要是拿来和中国人所提出的沉静的、十分有理的反对相比较，英国人可得自惭形秽。&rdo;

高思特认为，在面对铁路的&ldo;威胁&rdo;时，&ldo;中国一般人民的举动是有理而适度的&rdo;，因为&ldo;当人们的生计受到威胁的时候，愤怒的示威再加上暴动，是不可避免的&rdo;。他建议欧洲人对比一下&ldo;和中国人在生活、文化、思想方式上有着巨大差别&rdo;，然后就会&ldo;对中国从1860年到1895年之间的迅猛的进步，实在不能不感到惊叹！

而深深介人大清铁路发展的另外一位英国人肯特在其1907年出版的《中国铁路企业》（中译本改名为《中国铁路发展史》）一书中，大力肯定了恭亲王和李鸿章们的主权主张：

&ldo;不幸，这一个计划（雪珥注：指修建上海到苏州的铁路）虽经领事团重要人物的关说，却遭到断然的拒绝。李鸿章明确地通知领事团说，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并且中国人坚决反对在内地雇佣外国人。同时，一旦因筑路而强征中国人民的土地，将会引起极大的反对。他更直率地拒绝居间将任何此类建议奏报朝廷。他甚至表示，他有责任反对外国人追求铁路建设的特许权，这种特许权将使列强在中国取得过分的权利。&rdo;

骑驴看唱本，朦胧但坚定的主权意识，成为恭亲王的京韵与李鸿章的徽调中的主旋律。

近二十年过去了，尽管威妥玛在很多个清晨站在高高的城墙上，盼着铁路修到他脚下，但直到1882年他卸任离京，他依然必须骑在马背上––这次终于不是驴了––颠簸着走向几乎完全西化的天津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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