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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1页）

首先要排除一种误会，以为私田是刚出现的全新事物。《诗经》中，有一篇据信为西周时的《大田》这样吟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14]

里面那个&ldo;私&rdo;，便指的是与公田相对的私田。诗人祈祷，下雨的时候，公田旁边的私田也能沾上光；还说，公田收成不佳，自家私田也好不了，公田如果丰收，自家私田也能盈盈有余，颇写出那时私田的弱小，以及拥有者惴惴不安的内心。

关于公田与私田的关系和格局，《孟子》有段著名描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15]

它遭到胡适强烈质疑，认为是孟子杜撰的。这怀疑有一定道理，毕竟除了孟子的描绘，再无旁证。所谓中间一百亩公田、四周有八百亩私田围绕之，这图景也太过规正，不近自然，倒很像人脑刻意的想象。不过，孟子可能想象了一幅井田的图画，而公田、私田并存这一点却未必出于他的想象，至少《大田》一诗证明私田是存在的。而且作为合理推论，古代地广人稀，总会有新开垦的土地，统治也远没严密到后世&ldo;天网恢恢，疏而不漏&rdo;的地步，假如新的耕地开垦以后并未都纳入&ldo;公家&rdo;账面，有些被悄悄隐瞒下来，完全可能。

如果私田开发愈来愈多，慢慢地，普天之下就不一定&ldo;莫非王土&rdo;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迹象，同时与此相伴的，显然还有生产工具的改进与技术的进化。实际上，私田力量渐渐能与公田相颉颃，是财富结构偏离王权中心的开端，势必触发制度上的嬗替。大量逸于王权治外甚至不为其所知的私田，在诸侯领主眼皮子底下涌现着，等发展到相当规模，很难不引起垂涎，令他们打起从中抽利的算盘。对诸侯领主来说，最大诱惑在于私田不在&ldo;贡赋&rdo;之内，抽取之利不必归诸王室，而可尽入自家囊中。这就是为什么从私田所抽之利，要重新立一个名目，不称&ldo;赋&rdo;而称&ldo;税&rdo;‐‐赋乃&ldo;王事&rdo;，税却是诸侯所为。孔颖达疏曰：又孟子对滕文公云：&ldo;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rdo;郑玄《周礼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ldo;是邦国亦异外内之法&rdo;。则郑玄以为诸侯郊外、郊内其法不同。郊内，十一使自赋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为二十而税二。[16]

其中提到&ldo;国中&rdo;、&ldo;野&rdo;，&ldo;郊内&rdo;、&ldo;郊外&rdo;，应该分别对应着编造在册、封国领地既定的公田，以及新开垦且未计入&ldo;王土&rdo;亩数的私田。公田旧赋十取其一，照收不变；而从&ldo;郊外&rdo;私田这部分，&ldo;九而助一&rdo;，另收一份由邦国笑纳‐‐两者相加，&ldo;是为二十而税二&rdo;。就是说，现在诸侯领主和王室一样，也有一份单独的收入。可以预见，由于私田发展前景远超公田（前者蕃衍不息，后者却保持不变），诸侯领主及其社会基础土地私有者的财富、权力，必将盖过王权。

简单归纳一下，&ldo;赋&rdo;是王权中心或古代&ldo;公&rdo;有制的产物，&ldo;税&rdo;则是王纲解纽并向私有制时代过渡的象征。

三

以上我们用了一点篇幅，将赋、税在古代的由来及演变略事说明。之后历朝各代，有其不同的赋税制度，且随生产经营的扩展增加了课税的品种，如盐税、茶税、酒税、矿税等。不管如何变来变去，有个基本规律不变；即每当新朝初建，赋税一般或有蠲免或有减轻，与民休息；然而好景不长，贪欲总是难耐，而政治也历来不免日益溷淆的趋势，所以过不了多久，故态复萌，重新回到横征暴敛。

前面曾说，作为随国家而生的事物，赋税作为国家收入原本是必要和合理的。但在冥顽恶戾的权力体系下，所谓必要性最终都会被利用来巧夺豪取，而原本的合理性则不能剩下一星半点。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田制》篇中说：&ldo;魏、晋之民又困于汉，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晋&rdo;[17]，他惊讶于历史总是维持着人民处境每况愈下的奇怪趋势，而没有相反的迹象。他指出，症结即在赋税：&ldo;吾见天下之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rdo;[18]

关于赋税之重如何不堪，他很快联系了明朝现实来说明：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江南之赋至钱氏（指五代十国之吴越钱氏王朝）而重，宋未尝改；至张士诚而又重，有明亦未尝改。

故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计其一岁之获，不过一石，尽输于官，然且不足。[19]

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而重赋随之亦至，不断升级。以至于明代，每亩一年所获粮食不过一石，而承担的赋税，从三斗至七斗不等，再算上其他&ldo;法外&rdo;侵夺，最终可达&ldo;尽输于官，然且不足&rdo;的地步。连国中最富庶地区都被压得不能喘息，贫苦之地人民景况更不待言。

我们还记得，初税亩之前的田赋，比例为十分之一，眼下却达到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七，乃至&ldo;尽输于官，然且不足&rdo;。黄宗羲提到，汉代文景二帝&ldo;三十而税一&rdo;，是比较好的时期；光武帝&ldo;初行什一之法，后亦三十而税一&rdo;。三十则税一，税率相当于3多一点。他认为这比较合理，主张回到那种样子，并驳斥担心&ldo;三十而税一&rdo;可能不够用的观点：或曰：三十而税一，国用不足矣。夫古者千里之内，天子食之，其收之诸侯之贡者，不能十之一。今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彼收其十一者尚无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忧之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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