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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第1页）

亦即，根本不是够不够用的问题，而是欲壑难填，但凡贪婪便永远没个够。

回到&ldo;三十而税一&rdo;，愿望甚好，却实在只是空想。简单拿古今作对比，这思路本身有问题。且不说社会经济水平与结构已有很大差异，即从制度和权力机器的发展变化论，十七世纪前后较诸纪元之初，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这里讲一个细节：锦衣卫。

明代锦衣卫起初为皇家私人卫队或中央警卫部队，后扩大职权，向秘密警察组织过渡。它由朱元璋创建，却又于洪武六年由他亲手解散，&ldo;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径法曹（还权于国家正式司法机构）。终高皇帝世，锦衣卫不复典狱。&rdo;[21]&ldo;靖难&rdo;后，成祖朱棣为加强侦伺箝制，重新起用了这组织，此后终明之世不再废弃，反而大为膨胀。朱元璋时代，锦衣卫人数不曾逾于二千，到世宗嘉靖皇帝，却达六万以上，翻了三十倍。这数字，我们是从《明史》两条记载分析而来。世宗本纪：十六年三月，&ldo;革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余人&rdo;。[22]刑法三：&ldo;世宗立，革锦衣传奉官十六（十分之六），汰旗校十五（十分之五）。&rdo;[23]既然革去的三万余人为总数之一半，则未革之前锦衣卫规模应为六万人以上。然而，这六万余人仅是其正式在编人员，即所谓&ldo;旗校&rdo;，此外锦衣卫还豢养了眼线、打手等众多临时雇佣人员。王世贞（他就生活在嘉靖年间）提供了这样的数字：&ldo;仰度支者（靠锦衣卫开销维持生活者）凡十五六万人&rdo;。[24]十五六万人好像也不算很多，殊不知，根据《明史》食货志，当时中国总人口从洪武至万历一直徘徊于五六千万之间。[25]以五六千万人口，而有十五六万锦衣卫，若按比例换算（其间人口增长约二十倍），相当于现在中国十三亿人口，要供应一支三百多万人的秘密警察部队。

这便是制度成本。从秦汉到明代，极权体制生长了小二千年，越来越严密，也越来越臃肿。锦衣卫这地道的皇家鹰犬，用途只是为帝王看家护院，只是令&ldo;贤智箝口，小人鼓舌&rdo;，然而所耗费用，一分一厘均来自它所荼毒的人民。算算这一类账，就明白何以&ldo;天下之赋日增&rdo;，以及古代何以什一即够，现在涨到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七或更多，仍大感不足。

可见，黄宗羲回到古代的愿望极好，可能性却为零。而且以我们现代人看，问题远远不是退回古代、用时间减法方式所能解决。问题不出在时间上，出在制度上。时间只是使制度的弊病益发放大了而已，而弊病早已内在于制度当中。旧时代中国的批判者们，一旦对现实不满，每每想回到古代，原因是他们看不到事情的根源。对此暂点到为止，留待后面再作讨论。

关于人民赋税如何被消耗，还可去了解另一个群体：宗藩。明立国后，就皇室子孙爵位制度做出规定，大的种类有四：亲王、郡王、将军和中尉。具体是，皇子封亲王，亲王诸子年满十岁封郡王（亲王长子为世子，将来袭亲王爵，不在此列）。郡王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26]这是一个庞大群体，连清朝官方所修《明史》都感到不能完全统计，而以&ldo;二百余年之间，宗姓实繁，贤愚杂出&rdo;一语了之。我们所见着的一个确切数字，出现在《穆宗实录》。隆庆五年六月，河南巡按栗永禄、杨家相以及礼科给事中张国彦奏&ldo;于今日当宗支极茂之时，则竭天下之力而难给&rdo;。他们说：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今则玉牒内见存共两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岁支禄粮八百七十万石有奇；郡县主君及仪宾不与焉。是较国初殆数百倍矣。天下岁供京师者止四百万石，而宗室禄粮则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国课之数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27]

宗支一年消耗的禄粮，超过了输往京师总量的一倍。该数字中包含如下细节：一、这是截止于隆庆年的统计（之后明朝还有七八十年历史），至此，明室宗支从区区四十九人，成长为近三万人的&ldo;大部队&rdo;；二、皇家女性后代并未计于其内；三、仅为&ldo;玉牒&rdo;登记在册的名录。

这近三万之众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等，是怎样从国家财年中拿走八百七十万石的（约占四分之一以上）？《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七&ldo;亲王禄赐考、各府禄米、诸王公主岁供之数&rdo;，有具体的数目。例如就藩于开封的周王：周府：周王岁支本色禄米二万石，袭封（第二代）岁支本色禄米一万二千石，郡王初封岁支禄米二千石，袭封一千石，俱米钞中半（半给粮食半折钱币）。兼支：镇国将军岁支禄米一千石，辅国将军岁支禄米八百石，奉国将军岁支禄米六百石，镇国中尉岁支禄米四百石，俱米钞中半。[28]

周王这一脉所得是比较多的，其他亲王基本为每年一万石，低者可至一千石，以下郡王、将军、中尉等类推。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云：&ldo;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rdo;换言之，如分摊到人头上，中国民众赋税负担极轻。我们用具体的史料来展示这一点。《明史》食货志载：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ldo;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余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今少二百五十余万。&rdo;[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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