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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章 徐秋影的账本（第1页）

唐川带着报告离开商行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法租界的梧桐树在晨风里抖落叶片上的露水，滴在青石路面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郑耀先站在二楼窗边，看着唐川的身影拐过街角，消失在一家刚开门的面包房后面。他没有立刻离开窗边，而是继续站了一会儿——这是他的习惯，每次送走重要文件之后，都会在原地停留三到五分钟，用眼睛和耳朵确认周围没有任何异常。

街对面那家五金店的伙计正在卸门板，动作麻利，嘴里哼着评弹小调。左边弄堂口有个老太太在生煤球炉，扇子扇出来的青烟顺着墙面往上爬。再远一点，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靠在电线杆上看报纸，报纸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头顶一顶旧礼帽。郑耀先的目光在那个人身上停了两秒——这个位置昨天早上没有人，前天早上也没有。他把这个细节存进脑子里，然后转身离开了窗边。

赵简之还在椅子上打鼾，仰着头张着嘴，一只手搭在腰间匕首的皮鞘上，即使在睡梦中也保持着随时能拔刀的姿态。宋孝安趴在桌上睡着了，眼镜摘下来放在手边，脸下压着那份没看完的频率监测报告。煤油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自己熄了，灯罩上凝着一层灰白色的油烟。

郑耀先没叫醒他们。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条薄毯盖在宋孝安身上，又把赵简之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往上拉了拉。然后他轻手轻脚地下了楼，从商行后门出去，沿着一条窄巷子往西走。

巷子尽头是一家叫“荣记”的粥铺，铺面不大，只摆得下四张方桌。老板姓荣，五十多岁，驼背，一只眼睛有白翳，说话慢吞吞的。郑耀先偶尔会来这家店吃早饭，不是因为粥熬得好，而是因为这家店的位置——它坐落在三条弄堂的交汇口，前后各有一个出口，视野能覆盖到所有接近的路线。这是情报人员的职业病，选座位先选退路。

他要了一碗白粥、一碟咸菜和一个咸鸭蛋，在靠墙角的桌子坐下。粥端上来的时候烫嘴，他用勺子一圈一圈地搅着，慢慢地吹。咸鸭蛋的蛋黄流着红油，他用筷子挑了一点抹在粥面上，看着红色的油花在白色的米汤里散开。

脑子里还在转昨晚那份报告的事。

那份报告交上去之后，戴笠一定会拿到全国外站安全工作会议上讨论。军统在全国有三十多个外站，从北平到广州，从武汉到兰州，每个站的站长都是手里有枪、手下有人的一方诸侯。这些人对局本部的态度历来是听调不听宣——你要钱要人要物资可以，你要查我的账、审我的人、插手我的地盘，那就另当别论了。

戴笠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在军统内部推行过好几次整肃，每一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查到一定程度就收手，不是查不下去，是不能查下去。军统的战斗力是靠这些外站在敌后一线撑着的，把外站站长全得罪光了，谁来干活？所以戴笠需要一份能既加强内部控制、又不引起大规模反弹的制度方案。郑耀先那份报告里写的“效率与安全的矛盾”、“集中化与自主性的矛盾”、“制度化怀疑与组织凝聚力的矛盾”，每一个字都戳在戴笠的心坎上。

但问题是，军统内部不止戴笠一个人在看这份报告。

毛人凤也会看。

毛人凤现在是军统局主任秘书，名义上是戴笠的副手，实际上这些年在局本部经营了一套自己的人马。从人事处的副处长到机要室的一秘二秘，从总务科的采购组长到各地外站的副站长，毛人凤的人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进了军统的每一个关节。他不动声色地养了这么一张网，等的就是一个时机——一个能把戴笠架空、或者至少能与戴笠分庭抗礼的时机。

郑耀先很清楚，自己那份报告在戴笠眼里是一件工具，在毛人凤眼里则是另一件工具。戴笠要用它整顿外站，毛人凤就能用它对付戴笠——你戴老板推行的内部审查制度，如果查出来问题最大的不是你自己的亲信，而是我毛人凤的人，那是不是说明你戴老板用人有问题？如果查来查去，问题都出在毛人凤的人身上，毛人凤又可以反过来咬一口——这是戴笠借安全审查之名清洗异己。

所以这份报告一交上去，郑耀先就等于在军统的权力棋盘上同时动了戴笠和毛人凤两边的棋子。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可能被两派人马拿去当武器使，而他作为执笔人，无论哪边占了上风，他都会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这正是戴笠想要的效果。

戴笠把写报告的任务交给郑耀先，不是因为他找不到别人写——局本部情报处那些喝过洋墨水的参谋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能写。戴笠要的就是让郑耀先来写，因为郑耀先是他的“老六”，是他安插在上海的一把刀。这把刀不仅在对付鬼子和汉奸的时候好使，在军统内部的权力博弈中同样好使。郑耀先的名字出现在报告的执笔人位置上，就等于向所有人宣告——这是戴老板的人定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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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耀先把最后一口粥喝完，筷子搁在碗沿上。咸鸭蛋还剩半个蛋黄，他用筷子夹起来放进嘴里，慢慢地嚼。咸蛋黄的油脂在舌尖化开，带着一股沙沙的口感。

他从粥铺出来，沿着原来的巷子往回走。走到巷子中段的时候，他忽然停下了脚步。

地面上有一小片碎玻璃，是从旁边一扇破窗户上掉下来的。昨天下午他走这条路的时候还没有这片碎玻璃。碎玻璃本身说明不了什么，但郑耀先注意到了另一个细节——碎玻璃旁边有一小截烟蒂，烟蒂的过滤嘴那头朝上，烟灰还保持着圆柱形，没有被风吹散。这说明抽烟的人离开的时间很短，可能就在他进粥铺之后。

他蹲下身，假装系鞋带，用眼角的余光扫了扫周围。巷子里空无一人，只有远处主街上传来黄包车的铃声。他把那截烟蒂捡起来翻了个面——烟身上印着“樱花”两个字，是日本货。

法租界抽日本烟的人不多。法国人抽自己的高卢烟，中国人抽老刀牌或者三炮台，只有日本人或者在日伪机构里做事的人才会抽这种樱花牌卷烟。而这条巷子不在特高课的日常巡逻路线上，也不是76号的人惯常活动的地段。

郑耀先站起来，把烟蒂在指间碾碎，碎末从指缝里漏下去。他不紧不慢地继续往前走，脚步没有变化，但右手已经解开了西装前襟的扣子，里面的枪套带子上别着一把勃朗宁M1910。

他没有直接回商行，而是绕了一个大圈子。从巷子穿出去到霞飞路，沿霞飞路往东走两百米，拐进国泰大戏院旁边的岔路，再从岔路绕回法租界菜市场后面的居民区。这一圈绕下来要二十分钟，但足以让任何跟在后面的人暴露出自己的行踪。他在菜市场门口的鱼摊前停了一会儿，借着摊位上挂着的镜子反光观察身后——没有人。

回到商行的时候，赵简之和宋孝安已经醒了。赵简之蹲在二楼楼梯口用毛巾擦脸，水珠子顺着脖子往下淌。宋孝安坐在桌前重新戴好眼镜，正把昨晚那张频率监测报告折起来收进文件夹里。

“六哥，你去哪了？”赵简之抬头问。

“吃早饭。”郑耀先脱下外套挂在门后的衣钩上，“巷子后面那家荣记。”

宋孝安的动作顿了一下。他注意到了郑耀先说话时的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碗粥和一碟咸菜。“六哥，有事？”

郑耀先从口袋里摸出那张记着地址的纸条，是昨天给唐川看过的南通交通站的地址。他把纸条放在桌上，却没有展开。“我早上在巷子里发现了一截烟蒂，樱花牌的。有人在那条巷子里等过我，或者跟踪过我。”

赵简之手里的毛巾掉进了脸盆里，溅出一片水花。他腾地站起来，脸上的水都没擦干，手已经按上了腰间的匕首：“人呢？”

“我没看到人。烟蒂还很新，人应该在我进粥铺之后离开的。”郑耀先在椅子上坐下，给自己倒了杯凉茶，“但问题不是那个人是谁——问题是，他怎么知道我会在那个时间走那条巷子？”

二楼的空气骤然绷紧了。宋孝安摘下刚戴好的眼镜，用衣角慢慢擦着镜片，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赵简之握紧匕首柄，指关节发白，但没再说话——他知道六哥问的这个问题才是关键。

郑耀先去荣记粥铺吃早饭这件事不是预先安排的。他是临时起意去的，走之前甚至没跟赵简之和宋孝安说。如果有人能提前在巷子里等他，只有两种可能：要么那个人一直在商行附近盯着，看到他出门就提前绕到巷子里去等；要么有人知道他的生活习惯，知道他偶尔会去荣记，所以在那条必经之路上守着。

第一种情况说明商行已经被盯上了。第二种情况更糟糕——说明自己人里面有漏洞。

“简之，你去查一件事。”郑耀先放下茶杯，“从今天早上往回倒三天，荣记粥铺那条巷子周围有没有出现过陌生人。问问巷子里的住户，问问粥铺老板，问问巷口修鞋的老头。记住，不要直接问，找由头——你说你有个亲戚在附近走丢了，拿照片给人看。照片用唐川的，反正他去了南通，这几天不会在上海露面。”

赵简之点了点头，抓起外套就往外走。他走到楼梯口又回过头来：“六哥，你刚才说你没看到那个人——你觉得他是冲着你来的，还是冲着咱们商行来的？”

“如果是冲着商行来的，他不会只在巷子里留一截烟蒂。”郑耀先的声音很冷静，“他会在商行对面找个位置，盯着咱们的人员进出。那条巷子是去粥铺的必经之路，但不在商行的直接视野范围内。选那个位置等，说明他知道我会一个人走那条路。所以这个人要么了解我的习惯，要么接到了针对我个人的指令。”

宋孝安把眼镜重新戴上，镜片后面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六哥，了解你习惯的人，无非就是咱们站里这些人。徐百川、张士超、徐秋影，还有行动组和情报组的几个老人。范围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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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情况摸清楚再说。”郑耀先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上海本埠地图摊开在桌上，用红铅笔在荣记粥铺的位置画了个圈，又沿着他今天早上绕的路线画了一条曲折的红线，“孝安，你今天去一趟档案科，把最近一周法租界巡捕房的巡逻日志调出来。不是要看他们写了什么，是要看有没有哪天的日志被人为抽走过或者涂改过。如果有人盯上了商行，法租界的安南巡捕那边可能会留下痕迹——要么是有人提前买通了巡捕，要么是有人冒充巡捕在附近出没。”

宋孝安点头应下，又问：“六哥，要不要通知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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